第四章 最后的审判

　　警车停在别墅门口的碎石路上，两辆，一前一后。红蓝灯在转，但没有拉警报，只有引擎怠速的声音，低沉地持续着，像是什么东西在忍着没出声。

　　周墨走到第一辆警车旁边，自己拉开了后车门。坐进去之前，他回头看了一眼别墅。三楼的阁楼窗户暗着，二楼的走廊灯还亮着，一楼客厅的灯光从落地窗涌出来，在门口的台阶上铺了一片暖黄色的光。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拖在碎石地上，边缘模糊。

　　车门关上了，声音很沉，像一本书合上。

　　赵磊站在客厅里，两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蜷着。茶几上那杯倒了的水已经流干了，水渍在玻璃面上留下一个不规则的圆印，边缘已经开始干了。钱明拿起抹布擦了擦茶几，把杯子扶正，然后站在那里，手握着抹布，没放下来。

　　向真从走廊里走出来，肩膀上搭着外套。她把外套拿下来叠了一下，搭在沙发扶手上，然后站在窗前，看着那两辆警车沿着盘山路慢慢开下去。尾灯在弯道处一闪一闪的，越来越远，最后在第一个弯道后面彻底消失了。

　　“你们先回房间休息，”顾临渊说，“明天一早还要做笔录，今晚我在楼下。”

　　赵磊没说话，转身上了楼，皮鞋踩在楼梯上的声音比昨晚轻了很多，一级一级地消失。钱明把抹布放回厨房，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杯新倒的水，喝了一口，站在楼梯口停了一下，也上去了。

　　客厅里只剩下顾临渊和向真。

　　“他父亲的案子，真的能翻？”向真从窗前转过身。

　　“郑律师手里的账本是原件复印件，纸张、墨水、签名都做了年代鉴定，和二十年前的时间吻合。秦正华他们当年做假账的资金流向，白蔻从银行调了原始凭证，虽然账户注销了，但资金链的痕迹还在。”顾临渊坐在沙发上，把账本复印件从公文包里拿出来，翻到签名页，“这些够启动了。”

　　向真走过来，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看了看那页纸。纸上的签名有一个她认识，王建国，王俊的父亲。墨水洇开了一点，但笔画还能辨认。

　　“王俊已经死了。”她说。

　　“嗯。”

　　“他死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些事，他可能到死都不知道，他爸当年做了什么。”

　　顾临渊把账本合上，用茶杯压住边角，放在茶几中间。

　　窗外的天已经快黑透了，山里的天黑得比城里早，太阳一落山，光线就像被人拧灭了似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只剩下别墅门口的灯还亮着，照着那几级台阶和台阶下面的碎石路，路面上还有刚才警车轮胎碾过的痕迹，两道深色的车辙印。

　　第二天一早，顾临渊开车送赵磊、李薇薇和钱明回城。孙倩还在医院里，医生说还需要再观察两天，但已经脱离危险了。李薇薇说想在医院门口下车，她要去看孙倩。

　　车子在城里的路上开着，从一个红灯到另一个红灯，走走停停。赵磊坐在后座靠左的位置，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不知道在看什么。钱明靠在另一边，闭着眼睛，但眼皮一直在动，没有睡着。

　　李薇薇坐在副驾驶。她一路没怎么说话，手里捏着一个信封，是早上顾临渊给她的，账本的复印件，只复印了有关她父亲李宝山的那几页。她把信封拆开了，里面的纸抽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了。

　　“顾组长，”在红灯路口停下来的时候，她开口了，“我爸会被判多久？”

　　“经济犯罪，当年涉案金额按购买力折算到现在，属于特别巨大。加上伪造证据、商业欺诈，如果罪名全部成立，七年以上。”

　　李薇薇点了点头。车里的空调出风口正对着她的脸，她把出风口拨到一边。

　　“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她说，“他从新闻上看到王俊死了，问我是不是也在那个剧本杀的活动里。我说是。他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对不起’。”

　　她没有再说下去。绿灯亮了。

　　孙倩住院的第三天，赵磊、李薇薇和钱明一起去了医院。病房不大，三张床，孙倩靠窗。她脸色还是很差，嘴唇没有血色，但已经能坐起来了。床头柜上放着一束花，是白色的百合，花店的包装纸还带着水珠。

　　“谁送的？”李薇薇问。

　　护士站的人说是昨天下午一个男人送来的，没留名字。孙倩看着那束花，想了很久，说：“他来过。”

　　没有人问“他”是谁。

　　秦正华的逮捕令是在第六天下午签发的。白蔻调出了当年文远建材的工商变更记录和银行流水，结合郑律师的账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秦正华在城郊的高尔夫球场被带走，当时他正在和几个生意伙伴打球，穿着白色的POLO衫，球杆还握在手里。他的律师跟着去了警局，但到了之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翻来覆去地看同一份文件。

　　王建国是在自己公司被带走的。他正在开董事会，会议室的门被敲开了，进来两个经侦支队的民警。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倒了，身后的秘书帮他扶起来，他的手一直在抖。李宝山、赵宏、孙旺、钱广林四个人也陆续到案。钱广林是在医院被带走的，他退休后返聘，还在出门诊。护士说他看完最后一个病人才走的，走之前把白大褂脱下来叠好，放在诊室的桌上，还写了一张便条，告诉接诊的医生下午的几个病人要注意什么。

　　顾临渊把案卷整理好，交到了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姓吴，四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看案卷的时候一直皱着眉头。翻到账本复印件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二十年前的案子了，”他说，“诉讼时效是个问题。”

　　“文远建材的资产转移是持续行为，最后一笔资金流出是在周文远跳楼前三天。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二十年时效未过。”顾临渊把白蔻整理的资金流水表推过去，“而且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不因时间降低。周文远跳楼身亡，周子墨，也就是周墨，长期寄养孤儿院，后续实施复仇犯罪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原始犯罪与衍生犯罪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

　　检察官把眼镜架回去，在案卷的最后一页签了字。“可以启动重审程序。”

　　消息传出来的那天晚上，郑律师从乡下打来电话。电话是白蔻接的，郑律师的声音很大，隔着一米远都能听见：“真的？真的能重审？”白蔻说能，已经在走程序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郑律师说了一句“好”，挂了。白蔻后来查了通话记录，那通电话只有四十七秒，但郑律师的声音从接通到挂断一直在抖。

　　周墨的案子开庭是在一个月后。

　　法庭不大，旁听席上坐了不到二十个人。李薇薇坐在第二排靠走道的位置，穿着黑色的短袖，头发扎起来了，露出耳朵。赵磊坐在她旁边，西装外面套了一件深色的夹克，腋下夹着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钱明坐在最后一排，戴着口罩，低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孙倩没有来，她还在休养，医生说她的身体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肺部的损伤不是一两个月能养好的。

　　周墨穿着深蓝色的号服站在被告席上。他比一个月前瘦了不少，颧骨突出了一点，手腕从袖口露出来，能看见骨节的轮廓。但他的背挺得很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在等一个准备了很久的答案。

　　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故意杀人罪（王俊），故意伤害罪（孙倩），非法拘禁罪，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一共五项。

　　周墨对每一项罪名都表示认罪。没有辩护，没有异议，没有申请从轻。他的辩护律师是他自己请的，一个退休的老律师，姓马，头发全白了，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马律师在陈述中说，周墨的犯罪动机源于二十年前其父周文远被陷害破产自杀一案，长期的心理创伤和仇恨积累导致其精神状态在案发时处于极端不稳定的情况。司法鉴定报告显示，周墨患有重度创伤后应激障碍，伴有偏执倾向，但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法官当庭没有宣判。休庭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哭了——不是受害者的家属，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李薇薇回头看了她一眼，不认识。后来才知道，那个女人是周墨在孤儿院时的生活老师，姓宋，已经退休三年了。她从报纸上看到周墨的名字，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赶来，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苹果和一袋面包。

　　第二次开庭在一周后。法官当庭宣判：周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非法拘禁罪、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年、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周墨听到判决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幅度很小，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他扶着被告席的挡板站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轻轻点了一下，像是在对自己点头。

　　他上诉了。不是因为不认罪，是因为死刑，不是他想的那种。上诉后被驳回，维持原判。

　　秦正华等人的重审程序同步推进。账本复印件经技术鉴定确认为二十年前的手写原始账目，纸张纤维、墨水成分、签名字迹全部吻合。加上银行流水、工商变更记录和证人证词，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秦正华在法庭上哭了。他说他没想到会闹出人命。他说他当年只是想赚钱，周文远的公司经营不善，他只是顺势而为。他说他后来捐了很多钱做慈善，想赎罪。旁听席上一片安静，没有人接他的话。

　　王建国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一直低着头。他的头发白了很多，从王俊死后开始白的，到现在几乎全白了。他的律师在辩护中提到，王建国在案发后主动退赔了部分赃款，且认罪态度较好。法官在量刑时予以了考虑。

　　李宝山、赵宏、孙旺、钱广林四个人也分别被判了刑。刑期从三年到八年不等，加上退赔和罚金。钱广林被判了四年，他的儿子钱明始终坐在旁听席上，一动不动。宣判结束后，钱明走出法院大门，站在台阶上抽了一根烟。他的手指夹烟的姿势不太熟练，抽了两口就呛了。他把烟掐灭在垃圾桶上的沙盘里，站在那里看着马路对面的行道树，看了一会儿，走了。

　　周墨被移送到指定的治疗机构，不是监狱，是城郊一栋白色的楼，楼前种着两排银杏树。房子是三层的老建筑，窗户不大，但每间房的采光都不错。顾临渊去看他的时候，是八月的事。银杏树的叶子还没黄，绿得发亮，风吹过来的时候，整棵树都在沙沙地响。

　　周墨穿着白色的短袖坐在花园的凉亭里，铁艺的凉亭漆成了白色，有些地方已经生锈了，铁锈的颜色和旁边的月季花瓣叠在一起，他的头发长了一些，额前的碎发几乎遮住了眉毛，但气色比在里面的时候好多了。

　　“药在吃，”周墨说，把两个空药盒放在桌上，“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刚开始犯困，现在好多了。”

　　“还写剧本吗？”顾临渊问。

　　“写，治疗师说可以写，但不能再写杀人的。我现在写童话，写了三个，都是关于小动物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打开，里面是一幅用彩色铅笔画的画，一只兔子坐在一棵大树下面，树上有一只鸟，鸟的嘴里衔着一只虫子，兔子仰着头在看。画的右下角用铅笔歪歪扭扭地签了“周墨”两个字，日期是昨天。

　　“送给小雅的孩子，”周墨说。

　　顾临渊把画夹进了公文包的内层。

　　“那个论坛，”周墨看着他，“‘模因源’，你查过了吗？”

　　“一直在查。”

　　“我在里面学过很多东西。叙事的武器化，那个课程。我学完之后觉得，故事不只是用来讲给人听的，故事可以用来做工具，做武器，做牢笼。你给别人讲一个故事，讲得够好，别人就会活在你的故事里。”周墨把手上的药盒叠在一起，压扁了，放进口袋，“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写《血色晚宴》的。一开始写的是复仇，后来越写越觉得，我自己也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我给他们写了一个故事，让他们走进来，但我也走进去了，出不来。”

　　他站起来，走到凉亭边上，看着那些月季。月季花开败了几朵，花瓣边沿卷起了褐色的边，但新开的几朵还是鲜红的。

　　“顾组长，如果二十年前有人像你查秦正华一样查我爸的事，我不会变成这样。”

　　顾临渊站在他身后，没有接话。

　　银杏树的叶子被风吹得翻了个面，露出背面浅绿色的叶脉，像什么人的手掌摊开了，又合上了。

　　顾临渊走的时候，周墨送他到门口。大门是铁栅栏的，漆成了深绿色，门卫在里面坐着看报纸。周墨站在铁栅栏后面，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往前探。

　　“那个账本，”他说，“复印件能给我一份吗？我想留着。”

　　“等你出来的时候。”

　　周墨点了点头。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想说什么，但没说。顾临渊转身走向停车场，拉开车门的时候，听到身后铁栅栏的门关上了，不是那种刺耳的金属碰撞声，而是很轻的“咔哒”，像什么被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