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府的秋风一起，满城的梧桐叶子就开始往下掉，铺得府衙门口的台阶上厚厚一层。

谭中青每日卯时准点踏着落叶走进捕快房，腰间佩刀和铜质腰牌轻轻碰撞，发出有节奏的脆响。

府衙上下对这个年轻捕头的态度，从最初的好奇打量，到如今的习以为常，不过用了短短三个月。

他手头的案子办得利索，城南米铺伙计监守自盗、西街当铺收赃、码头脚夫斗殴致残——每一桩都结得干净，人犯口供和物证严丝合缝，案卷呈上去连赵元恺都挑不出毛病。

孟刚逢人就夸谭头儿有章法，沈容也不再端着那张审视的冷脸，偶尔还会在值夜时主动给谭中青带一壶热茶。

但谭中青自己知道，这些市井案子再办一百件，也不过是府衙捕头的分内之事。

真正让他在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是赵元恺那句“代表临江府进京述职”。

京城，大理寺，那是天下刑名案件的中枢，多少地方上判不了的悬案疑案，最终都要汇总到那里。

他一个农家出身的捕头，连府城都没待满一年，就要去那样的地方，说不紧张是假的。

进京的日子定在十月初八。

临行前，赵元恺把他叫到后堂，交给他一个上了锁的红漆木匣，说是临江府全年的办案汇总和几份需要大理寺复核的疑难案卷，嘱咐他务必亲手交给大理寺寺丞宋衡宋大人。

谭中青双手接过木匣，用油布裹了三层，贴身绑在包袱最里面，又检查了两遍封条的完整性，这才放心。

从临江府到京城，快马加鞭也要走七八天。

谭中青带了一个叫陆文瀚的年轻文书随行，此人二十出头，是府衙吏房的人，字写得极好，人也机灵，被赵元恺点名派来协助谭中青整理述职文书。

两人一路晓行夜宿，沿途经过的州县驿站对临江府来的人都还算客气，谭中青每到一处驿站便掏出腰牌和公文登记，入住之后必定先检查一遍门窗和随身物品，睡前把红漆木匣压在枕头底下，从不假手于人。

陆文瀚笑他太小心，谭中青只是笑了笑，说赵大人交的东西丢不得。

第七天傍晚，两个人远远望见了京城的城墙。

谭中青在青溪县时觉得临江府的城墙够高了，可京城的城墙足有临江府的两倍不止，青灰色的城砖一块挨着一块，绵延到天际尽头，城楼上的旌旗在夕阳下猎猎招展，守城的禁军盔甲明晃晃的，排成两列站在城门两侧，手持长戟纹丝不动。

进城的队伍排了半里地，挑担的、骑驴的、坐轿的，还有金发碧眼的胡商牵着骆驼混在人群里，骆驼脖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陆文瀚仰着脖子往城楼上看，嘴巴张得合不上。

谭中青面上不动声色，心里也在打鼓。他在临江府已经算见过世面了，可眼前这座城，随便一条街都比临江府的主街宽，街上走的随便一个人，都可能是他惹不起的人物。

两人递了公文过了城门，在城南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客栈住下。

谭中青照例先检查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把窗户的插销挨个试了一遍，确认都能从里面闩紧，这才放下包袱，把红漆木匣锁进客栈房间的柜子里。

第二天一早，谭中青换上临行前赵元恺特意为他准备的一身崭新的深青色官袍，腰间系上银带，佩刀擦了又擦，又对着铜镜把衣襟正了又正。

陆文瀚在一旁抱着文书囊，笑着说谭捕头打扮得跟要去见皇帝似的。

谭中青瞪了他一眼，但没接茬。

他心里清楚，大理寺不是临江府，更不是青溪县衙，那里的人翻一翻眼皮子就能把一个小小的府衙捕头看得一文不值。

他不能让人家觉得临江府来的人不懂规矩。

大理寺位于京城皇城西南角，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整座衙门占地极广，青砖灰瓦，飞檐翘角，门口的石狮子比临江府衙的那对足足大了一倍，须发皆张，怒目圆睁，光是站在门口就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威压扑面而来。

门前石阶上站了两排执戟的卫兵，盔甲比城门禁军的还要精良，面目掩在铁盔之下，只露出一双双冷漠的眼睛。

谭中青在门口递了公文和腰牌，站在石阶下等候通报。

足足等了两盏茶的功夫，一个穿青色官袍的文吏才慢悠悠地走出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跟我来”，便转身往里走。

大理寺的内部比谭中青想象的更加肃穆。

一条笔直的甬道直通正堂，两旁排列着各司各房的办公院落，来来往往的官吏全都脚步匆匆、面色端凝，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

谭中青跟在文吏身后穿过两道仪门，又绕过一座刻满律条的石碑坊，终于在一间挂有“寺丞理事”匾额的厅堂前停住脚步。

文吏让他在门口等着，自己进去通报。谭中青站在廊下，能听见里面隐约传出说话声，似乎在讨论什么案子。

过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里面的说话声停了，文吏推门出来，朝他点了点头。

谭中青深吸一口气，迈步跨进门槛。

正堂不大，但陈设极为考究，墙上挂着历代名臣断案图，书架上的卷宗摞得整整齐齐，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书案后面坐着一个人，四十岁上下，面容清瘦，颧骨微高，蓄着三缕短须，穿一身绯色官袍，腰间系着金带，一双眼睛不大，但目光沉稳如山，看人的时候不怒自威。

谭中青上前一步，单膝跪地，抱拳过顶。

“临江府捕头谭中青，奉赵府判之命，前来呈递临江府全年办案汇总及疑难案卷，参见宋大人。”

宋衡没有立刻说话。

他接过文吏转呈的木匣，验过封条完整，这才打开，将里面的卷宗一一取出翻看。

谭中青跪在地上，能听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心里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这种紧张跟他当年在青溪县王县令面前完全不同，是一种更深层的、面对更高权威时不由自主的敬畏。

过了好一会儿，宋衡才放下卷宗，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起来说话。”

谭中青站起身，垂手立在堂下。

宋衡翻了翻手边一份标注着“青溪县卷”的案卷，念出了几个案名。

“青溪县银镯失窃、耕牛走失、布庄湖绸、工钱冒领、稚童走失、宅基地纠纷……这些案子都是你亲手办的？”

“回大人，都是下官经办的。其中银镯失窃案、耕牛走失案和工钱冒领案是下官独立承办，其余有同僚协助。”

宋衡又翻了一页，目光在某一处停住。

“跨三县盗货案，从接报到主犯落网用了四天。破案后沿线索追回赃物价值上百两。青溪县全境半年内盗案发生率下降六成。这几条也是属实？”

谭中青如实答。

“属实。跨县盗货案有清江县、青溪县两地捕快协同配合，周平捕头及清江县钱槐安班头出力甚多，非我一人之功。”

宋衡放下卷宗，靠在椅背上，用那种审度人的目光看了他片刻，忽然问。

“谭捕头，你在青溪县当捕快之前是做什么的？”

“回大人，下官在入职捕快之前是种菜的，在青溪县城外卖自家种的菜，偶尔帮村里人写信函、算租谷。”

宋衡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似乎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

“你那个工钱冒领案，是靠一本嫌疑人自己记录的踩点账本结的案。你是如何想到用假布商在集市上诱捕的？”

谭中青答得很老实。

“嫌疑人专挑有现金往来的农户下手，下官在集市上设饵不过是顺势而为——他想找有钱人，我就给他一个有钱人。破案并非靠奇谋妙计，不过是查清嫌疑人的行为规律，在其必经之路上等着他。”

宋衡沉默了片刻，然后把卷宗合上放在案角，重新打量了他一眼，目光比刚才柔和了一两分。

“不浮夸，不贪功，把案子说清楚，把自己的角色摆正——地方衙门来的，能做到这一点的不多。”

他顿了顿，似乎是在心里做完了某个判断，然后站起身来回答。

“述职的事不急。大理寺积压的未结案卷堆了半间屋子，本官缺的不是能写文书的吏员，缺的是能下实地、能把案子查透的人。这几天你先留在大理寺，帮本官看几桩旧案。有什么想法，直接跟我说。”

谭中青心中一凛，赶紧抱拳应。

“下官遵命。”

接下来的几天，谭中青被安排在大理寺西厢的一间偏厅里，面前堆了半人高的旧案卷。

这些案卷有地方呈上来复核的，有大理寺直接受理的，还有一些是刑部转过来的积案。

案卷的纸张新旧不一，有的已经泛黄发脆，显然积压了不短的时间。

谭中青从早到晚泡在卷宗堆里，越看越觉得心惊。

这些案子远不是他在青溪县和临江府办的那些市井纠纷可比的——有地方官吏贪墨赈灾粮款导致饥民暴动的案子，有跨省私盐贩运牵涉多名地方官员的案子，还有几桩被标注为“待核”的命案，案情曲折离奇，证据链支离破碎，一看就知道是地方衙门审不下去才报到大理寺来的。

陆文瀚陪着他一起翻卷宗，看得脸都白了，小声说谭捕头这些案子也太吓人了。

谭中青没吭声，只是把卷宗一份一份地仔细看过去，用毛笔在关键处圈画，又在旁边写上自己的疑问和初步判断。

宋衡偶尔会过来翻看他批注过的卷宗，每次看完都不说话，把卷宗放回原处就走。

谭中青摸不透这位大理寺丞的心思，索性不去揣测，只管把该做的事做好。

三天后，宋衡在批阅谭中青整理过的案卷时，忽然抬起头来问了一句：“谭捕头，地方上办案，最难的是什么？”

谭中青想了一下，认真答道：“最难的不是找不到线索，而是找到了线索却推不下去。证人不敢说，人犯背后有人，查到一个环节就被人掐断了。县衙的捕快权限有限，出了本县地界就寸步难行。”

宋衡把手中的卷宗翻过一页，目光没有离开纸面，似乎只是随口一问。

“那如果给你足够的权限，让案子能沿着线索一直追下去，你敢追吗？”

谭中青心里猛地跳了一下。

这句话不像是在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更像是在试探什么。

他沉默了一瞬，然后一字一句地答道：“只要有据可查、有法可依，不管追到哪个衙门口，下官都敢。”

宋衡终于从卷宗上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然后从案头拿起一本积灰的旧卷宗，递了过来。

“那你先看看这个案子。”

谭中青双手接过卷宗，翻开第一页，一行端正的楷书映入眼帘——

“元和十四年秋，中州颖川郡，郡仓失粮三千石。郡守报称仓鼠所噬，粮道坍塌所致，查无实据，封存待核。”

三千石粮食，在粮仓里说没就没了。郡守给出的解释是仓鼠吃了、粮道塌了，这种说法连三岁小孩都糊弄不了。

可颖川郡的官员就这么写进了卷宗，而且整整三年，没有人去查，或者有人想查却被某种力量挡了回来。

谭中青一页一页地往下翻。

卷宗里的记录并不完整，很多关键的材料被抽走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例行公文和几份语焉不详的证词。

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案发前一个月，颖川郡曾向朝廷申报过一笔修缮粮仓的费用，批下来的数目是五百两白银，申报名目是“仓廒年久失修，梁柱蛀空，恐有坍塌之虞”。

费用批下来了，修缮工程也报称完成了，可一个月之后粮道就“坍塌”了，三千石粮食就“被仓鼠吃了”。

“修缮粮仓的五百两银子，到底有没有真正用在修缮上？如果修缮完成了，粮道为什么会坍塌？如果修缮没有完成，那五百两银子去了哪里？”

谭中青合上卷宗，抬起头看向宋衡，目光里带着一种压抑着的锐利。

宋衡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桌上，面色平静如常，但语气比之前低沉了几分。

“这些问题本官也想过。但颖川郡上下口径一致，涉事的粮仓吏员在案发后不久或调任或致仕，主事官员如今也大多不在原职。最关键的是，颖川郡的粮仓失粮案虽然在卷宗上标注了‘待核’，但三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主动要求彻查。”

“为什么？”

谭中青脱口问道。

宋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因为颖川郡郡守钱光启，是当朝吏部侍郎钱光裕的胞弟。而钱光裕，在京城经营了二十年，满朝文武受过他恩惠的不在少数。查他胞弟的案子，就等于把一根棍子捅进京城官场的马蜂窝里。”

谭中青握着卷宗的手指微微收紧。

他只是一个临江府来的捕头，论品级连县太爷都算不上，要他去碰一个吏部侍郎的胞弟，这中间的差距不是用胆量就能填平的。

可宋衡偏偏把这本卷宗递给了他，这意味着什么？

他忽然想起了周平当年在何记布庄外面跟他说过的话——“清白这个东西，攒起来难，丢起来快。”

那时候他觉得这句话说的是收不收商户的谢礼，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那些坐在高位上的人，他们的清白丢起来，远比一个捕头收一匹布严重得多。

谭中青把卷宗放在桌上，站起身来，拱手问道：“宋大人，您刚才问我敢不敢追——下官斗胆问一句，这个案子如果真的往下查，您能给我多大的权限？”

宋衡看着他，目光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欣赏。

“你要多大的权限？”

谭中青说：“查案需要调阅户部粮道记录、核查颖川郡修缮费用拨付账目、提审当年经手粮仓的吏员。这些事大理寺能做到吗？”

宋衡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说道：“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虽合称三法司，但各自职司不同。都察院掌监察，查官员贪墨渎职属其职守；刑部掌审判，主大案要案定谳；大理寺掌复核，纠正刑部判决的错漏。三法司互相制衡，但也互相掣肘。颖川粮仓案牵涉的领域复杂，既涉及官员贪渎，又关乎钱粮账目，还有地方和朝堂的人事牵扯，按照职权，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都难以查到底，必须要三法司会审。”

谭中青追问。

“三法司会审的案子，是不是就可以绕过某些人的阻拦？”

宋衡看了他一眼，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意味深长地说：“三法司会审的权力大，但牵涉的各方利益也更多，查起来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谭中青把这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好几遍。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句话既不是拒绝，也不是否定，更像是在提醒他，前方的路比他所见的更加复杂。但至少，宋衡没有说不能查，也没有说不该查。

他重新坐下来，将卷宗翻开，用毛笔在一旁的空白纸上写下了几个关键的疑点和后续需要追查的方向。

宋衡看着他在纸上写的字迹，清秀工整，一笔一划都透着一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

“谭中青。”

宋衡忽然叫了他的全名。

谭中青抬起头。

“这桩旧案，本官就先交由你来梳理。”

宋衡说。

“可一旦你开始往下追查，届时你面对的就不再是市井毛贼了。你可想好了。”

谭中青将毛笔搁在笔山上，站起身来，朝宋衡深深一揖。

“大人，下官在青溪县当捕快时，办过一桩工钱冒领案。那案子涉及的不过是五两银子，可对一个庄稼人来说，那是大半年的嚼用。颖川粮仓三千石粮食，背后是多少户庄稼人的口粮，是多少条人命。如果因为怕得罪人就不查，下官这身皂衣，穿着还有什么意思？”

宋衡看着他，没有说话，但嘴角微不可察地弯了一下。

窗外的大理寺钟声悠悠响起，惊起檐上一群灰鸽，扑棱棱飞过皇城上空，在暮色中化成无数黑点，往南而去。

谭中青走出大理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皇城的长街上灯火寥落，秋风卷着落叶从青石板上刮过，发出沙沙的声响。

陆文瀚抱着文书囊跟在他身后，小心翼翼地问。

“谭捕头，那个颖川粮仓的案子，咱们真的要查吗？”

谭中青没有回答，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头顶的星空。

京城的星空和青溪县的不一样，被高耸的城墙和层层叠叠的飞檐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但星星还是那些星星。

他想起了他爹谭老实临终前跟他说的话——“儿啊，你爹这辈子窝囊，你可得争口气。”

争气，不是为了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而是对得起这身皂衣，对得起当初自己在那间破旧吏房里写下的“捕快谭中青”五个字。

他把卷宗裹进油布里，贴身放好，大步往客栈的方向走去。

身后的大理寺钟声在夜风中渐渐消散，仿佛在为他送行，又仿佛在为他敲响一扇新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