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消失的助手

　　杨帆租住在大学城附近的一个老小区里，张婷和向真找到那里时，已经是晚上八点。

　　小区没有门禁，大门敞开着，铁门上的绿漆剥落了一大片，露出褐色的锈。门口堆着几袋垃圾，塑料袋破了，汤水淌了一地。路灯只有一盏亮着，光晕发黄，照在地上像一摊旧油渍。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她们打着手电筒上楼。手电的光在墙上晃来晃去，照出楼梯扶手上的灰和墙面上贴的小广告，疏通下水道、高价回收旧家电、办证，一层叠一层，有的被撕了一半，留下锯齿状的边。

　　四楼，402室。敲门，没人应。

　　“他室友说，杨帆三天前就搬走了。”张婷压低声音，手电照了一下门牌号，门牌是塑料的，数字“402”有两个已经松动，歪着，“说是有急事回老家，但具体哪儿的老家，室友也不清楚。”

　　向真看了看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锁孔周围有细小的划痕，不像是新留下的。她看向张婷，后者点点头。

　　向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卡片，就是一张硬塑料会员卡，边角剪了个缺口。她插进锁缝，上下拨了几下，门锁“咔哒”一声弹开。

　　门开了。

　　屋里很乱，像是匆忙收拾过的。客厅地上散着几张报纸，边角卷起来，上面有鞋印。茶几上放着一个一次性纸杯，杯底剩了一层褐色的茶渍，杯壁上粘着一只小飞虫。书桌上堆着没带走的书和纸张，最上面一本是《认知心理学》，翻开扣着，封面朝下，书脊上的字被压得变形。

　　衣柜敞开着，里面只剩几件旧衣服，一件深蓝色工作服，领口磨白了；一条灰色西裤，裤腿上有熨斗烫出的褶印，已经很浅了。衣架上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塑料衣架还在晃。

　　垃圾桶里有撕碎的纸片，向真蹲下来，用手电照着，一张一张捡出来拼。纸片上有打印的字迹，是一张火车票的购票记录，目的地是邻省的一个小县城，安平。发车时间是三天前的下午，车次K字头，慢车，要坐七个多小时。

　　“他可能真的回老家了，”张婷说。

　　“不一定，”向真走到书桌前，翻开一个笔记本。笔记本是A5大小的，黑色封面，边角磨圆了。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心理学笔记，字迹工整，用的是蓝色圆珠笔，有些地方用红笔圈了重点。翻到某一页，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李浩。

　　“杨帆认识李浩。”她指着那行字，“‘10月15日，与李浩先生见面，讨论研究项目资助事宜。’”

　　张婷凑过来看。笔记本的那一页折了一个角，折痕很深，纸都发白了。

　　“资助？李浩资助心理学研究？”

　　“往下看，”向真继续翻页。

　　后面几页，记录着一些实验设计，关于“信息植入与记忆重构”。其中一个实验方案写着：“通过连续三天的信息暗示，让实验组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人物参与了会议。对照组无暗示。第四天测试，实验组85%的人声称记得该人物，并能描述部分特征。效果持续时间：至少两周。”

　　方案旁边有批注，红笔写着：“样本量需扩大，对照组设置需更严格。另，伦理审查可能不通过，需调整实验设计以规避。”字迹和周文的笔记很像，但更潦草，像是在赶时间写的。

　　“杨帆在帮李浩做事。”向真合上笔记本，“周文的研究，杨帆继承，然后李浩利用这些研究，设计了‘幽灵陪审员’。”

　　“但周文的笔记呢？那些手写笔记，不可能是杨帆模仿的吧？太像了。”

　　向真环顾房间，目光停在床底下。床是铁架床，漆皮剥落，床底下塞着几个纸箱和一团灰扑扑的东西。她趴下身，手电照进去，是一个小型保险箱，银色的，把手上有指纹印，灰很厚，但把手上的灰被蹭掉了，露出金属的光泽。

　　“帮我搬出来。”

　　两人合力把保险箱搬出来。箱子不大，但很沉，掂着有二十来斤。密码锁是机械式的，六个数字滚轮，滚轮上的数字有些磨损。

　　向真试了几个常见密码，杨帆的生日，试了不对；周文的生日，也不对；杨帆大学学号后六位，还是不对。她想了想，输入了李浩的生日，从资料里看到的，三月十七日，数字是0317，但密码是六位数，需要补两个数字。她试了“170317”，滚轮转到位，锁扣弹开了。

　　箱子里没有现金，没有贵重物品，只有几本厚厚的笔记本，和几个U盘。笔记本的封面都写着“周文研究笔记”，日期从2018年到2023年，一共七本，按年份排列，封面上贴了标签，标签纸已经发黄，边角翘起。

　　向真翻开最上面一本。扉页上写着：“未经本人许可，不得翻阅。”下面是周文的签名，钢笔字，笔画流畅。里面全是手写的研究记录，有些页贴着打印的图表，有些页夹着便签纸，便签纸上写着补充说明。

　　她快速浏览，找到了关于陪审团心理的部分。

　　“陪审团决策受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影响显著。信息呈现顺序可操纵判断倾向。群体压力下，个体会无意识调整记忆以适应多数人描述。干预方法：在材料中插入‘权威来源’的第三方意见，可使陪审员对证据的质疑率提升约30%。”

　　她把笔记本装进证物袋，U盘也全部带走。

　　离开前，张婷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合影。抽屉拉出来的时候卡了一下，里面有一层灰，灰上有手指划过的痕迹。照片是三寸的，彩色，颜色有些褪了，边角有折痕。

　　照片上是三个人：年轻的杨帆，穿着白T恤，头发比现在长，笑得很开；戴眼镜的周文，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深色夹克，手搭在杨帆肩上；还有，李浩，穿着一件polo衫，站在周文另一边，表情严肃，嘴角没有笑意。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圆珠笔写的，字迹工整：“2022年秋，与导师及资助人合影留念。”

　　时间是一年前。也就是说，李浩和周文，早就认识。

　　回到办公室，已经晚上十点。顾临渊还在等她们。

　　“有收获。”向真把证物放在桌上，笔记本摞成一摞，U盘用证物袋装着，压在笔记本上面。

　　顾临渊翻开一本研究笔记。纸页很脆，翻的时候发出细微的声响。他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手指在页边停了一下。

　　“所以，李浩拿到了周文的研究成果，然后利用这些知识，设计干扰庭审。”他总结道，“但具体怎么实施的？笔记是怎么进到陪审团材料里的？还有，那三个陪审员的‘记忆’是怎么被植入的？”

　　程理插话：“我分析了庭审录像的音频。发现一个规律，每天休庭前，辩护律师张伟做总结陈词时，都会用一些特定词汇。比如‘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可能’、‘或许有我们没注意到的地方’、‘这值得深思’。这些词汇，在周文的笔记里也高频出现。”

　　“心理暗示？”白蔻问。

　　“对，”程理说，“而且我查了这三个陪审员的背景，赵老师，退休教师，耳朵有点背，庭审时经常侧耳听。钱小红，家庭主妇，喜欢记笔记，笔记本上记了很多细节。黄明，退休工人，眼神不好，看材料时离得很近。他们三个的共同点是，感知能力有轻微缺陷，更容易接受暗示。”

　　顾临渊明白了，李浩和杨帆，通过研究陪审员的背景，选定了三个容易影响的人。然后，通过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语言暗示，加上混入材料的笔记，一点点在他们心里构建出“周文”的形象。

　　但笔记是实物，怎么混进去的？

　　“查张律师。”顾临渊说，“他为什么配合李浩？是被收买，还是有什么把柄？”

　　张婷调出张律师的资料：“张伟，四十五岁，从业二十年，专攻刑事辩护。口碑不错，但据说最近经济状况不好，房贷压力大，每月要还两万多。”

　　“他和周文有关系吗？”

　　“正在查，等等，有了。”张婷看着屏幕，“他们是大学同学，同校不同专业。毕业照上有合影。江城大学法学院和心理学系当年在同一栋教学楼，课间经常碰面。”

　　又一个联系。

　　顾临渊靠在椅子上，揉了揉眉心。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李浩。他有动机，有能力，有机会，也有行动。

　　但还缺最关键的证据，直接证明李浩雇凶杀人的证据。

　　“李浩的不在场证明，查得怎么样了？”他问。

　　程理说：“我分析了邻市酒店的监控。李浩确实入住了，但二十七号晚上七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房间门口的监控有一段空白，说是设备故障，维修了两小时。”

　　“太巧了。”

　　“太巧了，”程理说，“而且我查了高铁记录。二十七号晚上八点半有一班从邻市回来的高铁，车程四十分钟。如果李浩坐这班车，九点多就能回到本市，完全有时间作案。”

　　“能证明他坐了吗？”

　　“不能，高铁站监控只保留七天，现在已经覆盖了。但我在李浩的手机定位记录里发现，二十七号晚上九点十分，他的手机信号出现在本市城南，离他父亲家不远。”

　　顾临渊眼睛亮了，手机信号，这是铁证。

　　“但警方之前为什么没查到这个？”

　　“因为李浩说手机丢了，二十七号晚上就关机了。警方查的是他声称的手机丢失时间后的记录。”程理解释，“但我查了手机基站的完整日志，发现他的手机在二十七号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一直有信号，而且在移动。”

　　从邻市，移动回本市。

　　“能作为证据吗？”

　　“可以，但需要运营商配合，出具正式报告。”

　　顾临渊立刻给赵处长打电话。电话响了五声才接，赵处长的声音带着睡意。

　　半小时后，赵处长回电：运营商确认，李浩的手机在案发当晚确实在移动，轨迹与高铁班次吻合。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找到杨帆，让他指认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