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报告

　　三天后，所有的证据都归拢到了一起。

　　吴文斌的口供、赵子豪的供述、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梦境植入程序的后台数据、资金转账记录，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从西郊垃圾站的那条土路，一直连接到“梦境共享”APP里那七个普通人的噩梦。

　　赵子豪坐在审讯室里，把那天晚上的事说了一遍。他说他和朋友在酒吧喝了酒，忘了喝了多少，只记得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脑子里还是晕的。他想出去透透气，就从后门溜了出去。

　　他的车停在酒吧后面的巷子里。他上了车，发动了引擎，想开一圈再回去。

　　然后他就开到了西郊那条路上。

　　“我不认识那条路，”他的声音很轻，讲这些的时候一直低着头看着自己铐在一起的手，“导航导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导到那边去了。那条路很黑，没有路灯，我一直开着远光灯，然后突然就看到了一个人，站在路边，背对着我。”

　　他的声音在这里断了一下。

　　“我当时想刹车，但脚不听使唤，踩错了，踩了油门，然后，”他又断了一下，“等我的脑子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撞上去了。我没敢停。我开走了。开出去好远才停下来，在路边吐了。”

　　他讲完这些的时候，审讯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眼睛红红的：“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身体被车撞到的时候，声音是那样的。”

　　赵志远的审讯进行得更艰难一些。

　　他一开始什么都不说，只是坐在椅子上，看着对面墙上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墙砖。那块砖比旁边的砖深一个色号，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补过的。

　　审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他才终于开口。

　　“我儿子不是故意的，”他说，声音很低，“他从小就胆子小，连只鸡都不敢杀。那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在抖，一句话都说不全，就反复说‘爸我撞人了’、‘爸我害怕’。我当时在开车去他那里的路上，一路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我的孩子坐牢。”

　　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赵子豪小时候的照片，递给了对面的警官。照片已经发黄了，边缘磨得起了毛，上面是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骑着一辆小三轮车，笑得露出两颗缺了门牙的豁口。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妈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他犯了错，我这个当父亲的，理应为他想办法。”

　　他顿了一下，把那张照片又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放在桌上，用手指推了过去。

　　“我认罪。”

　　吴文斌的技术鉴定报告在第四天出来了。程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那份长达六十页的报告，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通过商用脑电波设备实施群体性的记忆植入，技术上是可行的。吴文斌的这套方案，虽然粗糙，但确实有效。

　　第二，吴文斌使用的梦境植入工具包，其底层代码结构与“模因源”论坛上流传的开源代码高度吻合。他不是从零开始研发的，而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第三，被植入者的记忆无法被完全清除，但可以通过反复的心理干预进行“覆盖”。那七个做了噩梦的人，需要长期的心理支持。

　　七个人中有三个人接受了办公室安排的心理辅导，包括小林。另外四个人拒绝了，说不想再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

　　王法官后来在办公室的内部会议上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记了很久的话：“人脑不是硬盘，记忆不是文件。你可以往里面写东西，但永远擦不干净。因为擦除本身，也会留下一道痕迹。”

　　一个月后，案件开庭。

　　赵子豪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赵志远因妨害司法公正、伪造证据、雇佣他人实施非法行为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吴文斌因非法经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他的公司被查封，所有技术和数据被收归国有。

　　走出法庭的时候，刘警官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些晃眼了，他眯着眼睛看着法院门口广场上的人来人往，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顾组长，”他说，“你说吴文斌那套技术，如果没有被用来干坏事，是不是真能帮人？”

　　顾临渊站在他旁边，没抽烟，手里拿着那本《血色晚宴》的剧本——周墨寄来的那本——已经翻得卷了边。

　　“能，”他说，“但前提是，得先有人管住它不被用来干坏事。”

　　七个人的噩梦，一个流浪汉的死，两个家庭的破碎，和一个技术狂人的野心。

　　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最后呈现出来的，不是一张完整的画面，而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技术可以侵入人类最私密的精神领地，我们用什么来守住最后的边界？

　　刘警官把烟掐灭在垃圾桶顶上的沙盘里，转身走向停车场。

　　“走吧，”他说，“还有别的案子等着。”

　　尾声

　　三个月后，小林最后一次走进方医生的咨询室。

　　他带了两杯咖啡，把其中一杯放在方医生桌上，自己端着另一杯坐到那把真皮椅子上。椅子的坐垫已经被他坐出了一个浅浅的凹陷。

　　“最近一周还有做梦吗？”方医生接过咖啡，没有喝，先闻了闻。

　　小林想了想，把咖啡杯放在扶手上。“上周五做过一次，但不害怕了。梦里还是那个别墅，书架倒下来的声音，但画面特别模糊，像是隔了一层磨砂玻璃，我知道那是假的。”

　　“那个老人呢？”

　　小林的手指在牛仔裤上划了一下，“上周梦到过他一次，不在别墅里，是在一条很黑的路上。他站在路边朝我招手，不是求救那种，像是在说‘没事了，你走吧’。我醒过来的时候，脸上是干的，但心里特别堵。”

　　方医生在记录本上写了几行字，她的字迹很小很密。

　　“你还想知道他的名字吗？”

　　这是小林第三次问这个问题了，前两次方医生都没有回答。

　　“想，”他说。

　　方医生放下笔，从抽屉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已经有点皱了，边角磨得发白。她把信封推到桌子中间。

　　“他叫周国良，1958年生，四川达州人。三年前来本市打工，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去年工地完工后没找到新工作，就开始拾荒。他有个儿子，在东莞的电子厂打工。”

　　小林拿起信封，没有打开。他的手指碰触到牛皮纸的瞬间，感觉纸张有点粗糙，像是被水浸过又晾干的。

　　“他儿子来过？”

　　“来过，认领遗体的时候来的，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硬座。在殡仪馆里站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两个字：‘火化’。他没钱把骨灰带回老家，在西郊公墓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墓位，所有的积蓄加在一起，刚好够。”

　　小林把信封攥在手里，指节用力到发白，然后又慢慢松开。

　　“方医生，我想去给他扫个墓。”

　　方医生看了他几秒，点了点头。

　　最后一次咨询结束，方医生送他到门口，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片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小林，你以后不会再做那个梦了。”

　　“您怎么知道？”

　　“因为你在害怕的东西，已经从周国良变成了你自己。你怕的不是他来找你，而是怕自己变成了一个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人，但你不会的，所以不用怕了。”

　　小林站在走廊里，鼻子突然酸了一下，他使劲眨了眨眼，朝方医生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两天后是周六，小林一大早坐公交车去了西郊公墓。

　　公墓在一个山坡上，墓碑一层一层排上去，像一座安静的城市。他在门口花店买了一束白菊花，店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包花的时候手指头一直在抖，但包出来的花束白绿相间，干净简单。

　　周国良的墓碑在公墓最角落的那一排，是最便宜的小墓碑，灰色石材，没有任何装饰。

　　小林蹲下来，把白菊花靠在碑前。石台上还有别人留下的东西，一包拆开的香烟，被雨水泡得发胀；一小堆纸钱灰烬，被风吹得只剩薄薄一层粉末。还有一小块石头上放着一个干瘪的小橘子，皮皱成了深褐色。

　　他把干橘子移到旁边，把自己的菊花放好。

　　“周叔，我来看你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片安静的墓地里很清楚。远处有人在烧纸，青烟在墓碑之间缓缓升起。

　　他没有说太多话。跪了一会儿，膝盖从硌得生疼到慢慢麻木，然后站起来，拍掉裤腿上的碎石子。

　　下山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是新闻推送：“国内首部《脑机接口数据安全法（草案）》今日提请审议，神经数据将被纳入最高保护等级。”

　　小林站在山路中间，把那篇新闻从头读到尾。有一段话他反复看了三遍：“未经本人明示同意，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采集、存储、分析、传输、修改或删除他人的神经数据。违法者最高可处五百万元罚款或七年有期徒刑。”

　　七年。吴文斌被判了七年。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往山下走。天很蓝，云很白，路边的构树结了红果子，有几颗掉在地上摔出了汁水。

　　他想起了方医生的话。他不会变成那种无动于衷的人。

　　公交车来了。他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发动的时候，那片墓地渐渐往后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山坡上一片模糊的灰色。

　　小林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他脸上，暖黄色的光晕落在眼睑上。他没有睡着，也没有做梦，只是安静地坐着，跟着这辆慢悠悠的公交车，回到山下的城市里去。

　　手机没有再震动。车厢的地板上光影摇晃，窗外的行人来来往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知道，三个月前那个凌晨，有七个人的梦境被人入侵了。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在城西那座公墓的角落里，有一个叫周国良的老人，等了好几个月，才终于等来一个给他献花的人。

　　车过了三个路口，小林睁开眼睛，把车窗推开了一条更大的缝。初夏的风涌进来，带着一股淡淡的汽油味和远处飘来的槐花香。

　　他深吸了一口气。

　　车开了，他也该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