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在坑洼不平的村道上颠簸疾驰，扬起的尘土在车后拖出一条昏黄的尾巴。

副驾驶座上，苏晓一手紧抓着上方的扶手，另一只手徒劳地拍打着车窗，声音被引擎的怒吼和窗外的风声切割得破碎：

“黄宇！你疯了吗？停车！关掉引擎！你听到没有？”

黄宇充耳不闻。

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前方蜿蜒向上、通往栖凤镇后山村的山路，瞳孔里燃烧着一种混合了极度疲惫、未消的愤怒和某种破罐破摔的狠劲。

过去半个月地狱般的景象，填埋坑里堆积如山的猪尸、石灰刺鼻的气味、养殖户们绝望血红的眼睛、还有那无休无止、仿佛烙印在灵魂深处的惨嚎，像沸腾的沥青，不断在他脑海里翻滚、冒泡。

而这一切的尽头，或者说，这场全民噩梦中最刺眼的那根刺，就是韩达山，以及他那头该死的、至今还逍遥法外的猪！

全县上下，从领导到基层，从兽医到临时雇来的扑杀队，所有人都在血污、恶臭和近乎崩溃的情绪中打滚，用尽一切手段，付出难以想象的精神和物质代价，只为扑灭这场瘟灾。

命令是绝对的，铁一般的：

全县范围内，所有生猪，一头不留！

这是战争，没有例外！

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例外！

韩达山！

这个用钱和关系织成无形屏障的怪胎，这个躲在洁白高墙后、与母猪为伴的疯子！他凭什么例外？

就凭他有钱？

就因为他那令人作呕的特殊癖好？

十天前，最后通牒就以正式文件形式，连同县里紧急成立的口蹄疫防控联合指挥部加盖公章的公告，一起送到了韩达山家门口。

白纸黑字，措辞严厉，要求他在十日内，必须将名下唯一登记在册的生猪那头母猪送往指定扑杀点，逾期将采取强制措施，一切后果自负。

十天，整整十天！

十一天，黄宇每天都要接到来自指挥部、来自上级、来自其他眼红愤怒的养殖户的数不清的电话和质问：

“栖凤镇后山村那头猪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没处理？”

“黄主任，韩老板家是有什么特殊防疫措施吗？为什么可以例外？”

“你们是不是收了黑钱？老子家的猪都死光了，他家的猪是镶金了还是怎么的？”

“今天已经是第八天了！我告诉你们，再不处理，我们就自己去！”

压力像不断收紧的绞索，勒得黄宇几乎喘不过气。他给韩达山打过无数个电话，从一开始的公式化通知，到后来的严厉催促，再到最后几乎是在咆哮。

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被直接挂断。

他亲自去过那扇紧闭的铁皮门好几次，用力捶打，高声喊话，里面死一般寂静，只有风吹过墙头铁丝网的呜呜声，像是在嘲笑他的无能。

今天是最后期限。

太阳已经西斜，将天边染成一片凄厉的橘红，像干涸的血。

指挥部下午又来了最后一道命令：

日落之前，如果韩达山还不自行处理，将由黄宇带队，联合派出所、镇政府人员，强制执行。

苏晓跟着他，本意是劝阻，是让他冷静，怕他做出过激行为。

可当黄宇再次面对那扇沉默的、仿佛隔绝了所有规则和灾难的铁门时，半个月来积压的所有愤怒、焦虑、目睹无数生命被终结而产生的巨大虚无感，以及对自己这份工作价值的深刻怀疑，瞬间冲垮了理智的堤坝。

“他妈的！他妈的！”黄宇狠狠一拳砸在方向盘上，喇叭发出短促刺耳的鸣叫，惊起了路旁林子里几只归巢的寒鸦。

“就一头猪！就他妈的一头猪！全云安县几万头猪都死了！填了！埋了！为什么就他的这头不行？为什么？”

“头儿！你冷静点！”苏晓抓住他的胳膊，声音也在发颤，但努力维持着镇定，“硬闯是违法的！我们可以等派出所的人来，走程序……”

“程序？等？”黄宇猛地转过头，眼睛里布满血丝，瞪着苏晓，“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天黑？等到指挥部骂我无能？等到其他乡镇的养殖户举着锄头打上门来，问我们为什么包庇韩阎王？苏晓，你看清楚！那里面——”他指着越来越近、在山坡上显露轮廓的韩家老宅和旁边那圈刺眼的白墙，“那里面不是什么需要保护的私人财产，那里面是一个脓包！一个瘟疫面前最大、最恶心、最不该存在的脓包！不捅破它，我们做的所有事，流的血，挨的骂，都他妈是个笑话！”

“可那是韩达山！你知道他……”苏晓急道。

“我知道！我他妈太知道了！”黄宇打断她，一脚油门，吉普车怒吼着冲上最后一段坡道，一个急刹，险险地停在韩家老宅门外。

尘土飞扬，笼罩了车身。

黄宇跳下车，铁门依旧紧闭。

他不再试图敲门，而是直接掏出手机，手指因为愤怒而有些发抖，在通讯录里翻找片刻，拨通了一个号码，后山村村长的电话。

这个号码，是他之前为了推进扑杀工作，费劲弄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