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的一个周末，林昭决定去看沈若溪的父母。

　　这个念头在她脑子里转了很久。案子结了，判决下来了，媒体上的热度也退了，但沈若溪的父母还活着。他们的女儿不会回来了，但他们还在那个小县城里，日复一日地过着没有女儿的日子。

　　林昭跟陆铮说了，陆铮没犹豫，说“我开车”。

　　沈若溪的老家在清远市下面的一个县，从南江开车过去要三个多小时。那天早上下了点小雪，高速公路两侧的田野被薄薄的白盖了一层，远远看去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陆铮开得不快，稳稳地握着方向盘，偶尔看一眼后视镜。林昭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里面是她用沈若溪的云盘材料整理出来的一份报告，是沈若溪那篇没写完的论文的完成稿。苏静和顾云飞一起把它写完了，第一作者写的是沈若溪的名字，发表在一本核心期刊上。林昭打印了一份，想亲手交给沈若溪的父母。

　　“他们会不会不想见我们？”林昭忽然问。

　　陆铮想了想。“不知道，但去了，他们就知道有人还记得。”

　　下了高速，又开了半个多小时的省道，再拐进一条不宽的乡道，才到了沈若溪的老家。县城不大，只有两条主街，街边的房子不高，大多是三四层的自建房，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有的已经发黄了，春节快到了，街上挂起了红灯笼，但人不多，冷冷清清的。

　　沈若溪的父母住在一个老小区的五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是坏的，墙壁上贴满了小广告，什么通下水道的、搬家的、办证的，一层叠一层，像皮肤上的癣。林昭扶着扶手往上走，陆铮跟在后面。

　　五楼，两户，左边那户的门上贴着一副褪色的春联，边角卷起来了，林昭在门口站了一下，伸手敲了三下。

　　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是亮的，那种哭过太多次之后、什么都不会再让它们湿了的亮。她穿着一件深紫色的棉袄，袖口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手上还拿着一把芹菜，像是在择菜。

　　“你们找谁？”声音不大，有点哑。

　　“阿姨，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林昭把工作证举起来。“沈若溪的案子，是我们办的，我想来看看您和叔叔。”

　　沈母盯着林昭看了几秒，然后目光移到陆铮脸上，又移回到林昭脸上。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那把芹菜还握在手里，芹菜叶子在她指缝间微微颤抖。

　　“进来吧。”她侧身让开了门。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家具很旧，但收拾得干净。客厅的墙上贴满了奖状，从“三好学生”到“优秀共青团员”，从小学一年级到研究生，一墙的黄黄绿绿，像一幅褪色的拼图。林昭站在墙前，一张一张地看，最上面是一张发黄的纸，边角已经翘起来了，上面用毛笔写着“沈若溪小朋友，在一年级期中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特此表扬。”下面盖着学校教务处的小红章。

　　沈母把芹菜放在茶几上，朝里屋喊了一声：“老沈，来客人了。”

　　里屋传来一阵咳嗽声，然后是拖鞋蹭地板的声音。沈父走出来，个子不高，背有点驼，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领口松垮垮的。他的头发比沈母还白，脸上的皱纹比她更深。他看了看林昭，又看了看陆铮，没说话，在沙发上坐下了。

　　林昭和陆铮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茶几上摆着一盘花生和几个橘子，沈母把橘子往他们那边推了推。

　　“吃吧，自己家种的，甜。”

　　林昭拿了一个橘子，没剥，握在手心里。

　　“阿姨、叔叔，案件已经判了，”林昭说。“秦怀远无期徒刑，韩教授十五年，其他人也都判了，沈若溪的案子，有结果了。”

　　沈母的手放在膝盖上，没动，沈父盯着茶几上的花生，也没动。

　　沉默了很久，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滴答地响，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用针扎什么东西。

　　沈母先开口了。“我们知道，法院的人来过了，跟我们说了。”

　　她的声音还是平的，没有哭腔，没有颤抖。但林昭注意到她的手在膝盖上微微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沈父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看了看陆铮，又看了一眼林昭，把烟又塞回去了。

　　“你们那天送来的那个，”他说，“那个证书。”

　　“二等功证书。”陆铮说。

　　“对，那个，我们收到了。”沈父的声音很慢，像每说一个字都要经过很久的思考。“我跟她妈说，这东西不能挂在墙上，挂了，就是拿女儿的命换的。”

　　沈母站了起来，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抱出一个纸箱子，放在茶几上。箱子不大，是个鞋盒，边角磨破了，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道。她打开盖子，里面是一摞一摞的奖状和证书，叠得整整齐齐。

　　“这是若溪从小到大的奖状，”沈母把箱子推到林昭面前。“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她妈一张都没扔。”

　　林昭低头翻着那些奖状。有些她已经泛黄了，有些还是新的，墨迹还没褪。她翻到了一张小学作文比赛一等奖的奖状，上面写着沈若溪的名字和“《我的理想》”几个字。

　　“这篇作文，”沈母伸出手指点了点那张奖状，“她写的是她想当科学家，我问她为什么当科学家，她说，”沈母的声音突然断了，像一根弦被拨断了。

　　林昭抬起头看着沈母，沈母的眼睛红了，但她没有哭，她用手背擦了擦眼角，吸了一下鼻子。

　　“她说，因为科学能救人，她从小就心软，看不得别人受罪，邻居家的猫死了，她哭了一整天。”

　　沈父把烟又拿出来了，这次没放回去，点了。烟雾在客厅里慢慢散开，混在墙上的旧纸和旧木头的味道里。

　　“我女儿没白死，”沈父忽然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用锤子钉进去的。

　　林昭看着他。

　　“你们办这个案子，让很多孩子以后能安全地做学问，那些想造假的人，以后不敢了。那些想举报的学生，以后不怕了。”沈父把烟灰弹在地上的烟灰缸里，动作很慢，像是怕弹到外面去，“我女儿没白死。”

　　陆铮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动。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林昭从包里拿出那个信封，放在茶几上。

　　“阿姨、叔叔，沈若溪有一篇没写完的论文，她的同学帮她写完了，发表了，第一作者还是她的名字。”

　　沈母接过信封，没有打开，只是用手摸了摸封面上“沈若溪”三个字，然后把信封贴在胸口，闭了一下眼睛。

　　“好，”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好。”

　　林昭站起来，走到那面贴满奖状的墙前面，目光落在那张小学作文的奖状上。她想看那篇作文的内容。沈母似乎明白了，站起来，走到电视柜下面，翻出一个旧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的纸。

　　纸已经发黄了，折痕处快要断了。沈母小心翼翼地把纸展开，铺在茶几上。

　　是一张作文纸，格子那种，蓝色的横线，红色的方格。沈若溪的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像刻出来的。

　　题目是《我的理想》。

　　林昭弯下腰去看。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因为科学可以治病，可以救人，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奶奶的腿不好，走路疼，我想发明一种药，让奶奶的腿不疼。爷爷的眼睛看不见了，我想发明一种机器，让爷爷能看见我们。妈妈说科学很难，但我不怕。我好好学习，长大了当科学家。”

　　林昭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看着那一个个被橡皮擦过又重写的痕迹，看着“奶奶的腿不好”那个“疼”字被描了好几遍，像是写这个字的时候，她也在疼。

　　她没有忍住。

　　眼泪掉下来了，是看了很久、憋了很久、终于绷不住了的那种眼泪。一滴，从右眼滑下来，沿着脸颊，落在作文纸的边角上，洇开了一个小小的圆。

　　她没有擦，沈母看见了，没有说什么，从茶几下面抽了一张纸巾，递给她。

　　林昭接过纸巾，按了按眼角，纸巾湿了一小块。

　　沈母没有哭，她站在那里，把那张作文纸重新叠好，放回文件夹里，又把文件夹放回电视柜下面，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她小时候的字写得比现在好，”沈母转过身来，看了一眼墙上那些奖状。“后来越写越草，我跟她说了好多次，她都不听，她说写快了才能做实验。”

　　林昭把纸巾攥在手心里，攥成了一个很小的团。

　　沈父把那根烟抽完了，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拧了又拧，直到再也冒不出烟来。

　　“你们吃饭了吗？”他忽然问。

　　“还没，”陆铮说。

　　“留下来吃吧，她妈做了饭。”

　　沈母已经走向厨房了。灶台上的锅冒着白气，芹菜还搁在案板上，没切完。她系上围裙，开始切芹菜，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很有节奏，笃笃笃的，不急不慢。

　　林昭坐在椅子上，手里还握着那个没剥的橘子。她把橘子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进厨房。

　　“阿姨，我帮您。”

　　沈母没有拒绝，把另一把刀递给她，林昭接过刀，开始切另一把芹菜。她切得不快，但很认真，每一刀的长短都差不多。沈母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嘴角动了一下。

　　陆铮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们，没进去。沈父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个信封，拆开了，把那篇论文的首页抽出来看了很久。论文的标题很长，他看不懂，但他看到了第一作者的名字，“沈若溪”。他看了一会儿，把论文折好，放回信封，信封贴在胸口，跟沈母刚才的动作一模一样。

　　午饭做好了，四个菜，芹菜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清炒小白菜、一盆排骨汤。沈母把菜端上桌，摆得整整齐齐。碗筷是消毒柜里拿出来的，还带着热气的，摆的时候碗底在桌布上留下了一圈一圈的水印。

　　沈父坐在主位上，拿起筷子，又放下了。

　　“若溪小时候最爱吃她妈做的排骨汤，”他说。“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喝汤。”

　　沈母在盛汤，手没停。

　　“她最后一次回来，是去年过年。喝了两碗汤，说学校忙，初三就走了。”沈父的声音还是平的，但他的手在桌布上微微发抖。

　　沈母把汤碗放在每个人面前，自己最后坐下。她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放下，拿起筷子。

　　“吃饭吧，菜凉了。”

　　四个人开始吃饭，没有人说客气话，没有人敬酒，没有人笑。只有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林昭吃了一碗饭，喝了一碗汤。排骨炖得很烂，入口即化。她把骨头放在桌上，码整齐，像在摆什么东西。

　　吃完了，她帮着沈母收了碗筷，洗了。沈母站在她旁边，把洗好的碗擦干，放进碗柜里。

　　“林博士，”沈母叫她。

　　“阿姨，您叫我小林就行。”

　　“小林，”沈母把最后一只碗放进柜子，转过身来看着林昭。“若溪走的时候，疼不疼？”

　　林昭的手在水龙头下面停了一下。水一直在流，哗哗的。

　　“不疼，”她说，“很快。”

　　她没有说实话，她不知道沈若溪疼不疼。但她不能说实话。有些实话，不该由她来说。

　　沈母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那就好。”

　　她解下围裙，挂在厨房门后面，走出去了。

　　林昭关掉水龙头，把湿了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然后走出厨房。

　　客厅里，沈父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相册，一页一页地翻。沈母坐在他旁边，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她中考那天拍的，非要穿那件红衣服，说不穿考不好。”

　　陆铮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街景，他的手里没有烟，那根烟在口袋里，他没拿出来。

　　林昭走过去，站在沈父沈母身后，看着那本相册。照片里的沈若溪从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慢慢长成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博士生。每一张照片里她都在笑，那种眼睛弯成月牙的、真心实意的笑。

　　最后一张照片，是沈若溪大学毕业那天拍的。她穿着学士服，站在图书馆前面，手里举着毕业证书，笑得很大声，那种隔着照片都能听见笑声的笑。

　　沈母把相册合上了。

　　“天不早了，”她说，“你们还要赶路。”

　　林昭点了点头，没有推辞。她从包里拿出那个信封，里面还有一封信，是她自己写的。她没有告诉沈父沈母里面写了什么，只是把它放在茶几上。

　　“阿姨、叔叔，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事，随时找我。”

　　沈母接过那张纸条，看了一眼，放进了口袋里。

　　陆铮走到门口，转过身来，对着沈父沈母敬了个礼。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用动作代替的敬礼。

　　沈父站起来，朝他点了点头。

　　“好好干，”沈父说，“别让那些孩子再受委屈。”

　　陆铮放下手，转身出了门。

　　林昭跟在后面，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下那面贴满奖状的墙。墙上的奖状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淡淡的黄，像一堆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秋天。

　　她轻轻带上了门。

　　下楼梯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楼梯间的灯还是坏的，林昭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在墙上照出一个晃动的圆。

　　走到楼下，天已经快黑了，路灯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上午的那点小雪已经化了，地上只有一些深色的水渍，像是哭过又擦干的脸。

　　陆铮拉开车门，没急着上车，站在车旁边，点了一根烟。

　　“我以后不抽了，”他说。“但今天，抽一根。”

　　林昭没说话，坐进了副驾驶。

　　陆铮抽了三口，把烟掐灭了，烟头扔进垃圾桶。他坐进驾驶座，发动车子，车灯亮了，照在前面的路上，明晃晃的。

　　车子驶出小区，上了主街。街上的红灯笼亮了，一排一排的，像一串串熟透了的柿子。快过年了，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噼啪啪的，听不真切。

　　林昭靠着车窗，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街景。那些低矮的房子、光秃的树、偶尔路过的一两个行人，都在暮色里变成了模糊的影子。

　　她想起沈母最后问她的那个问题，“疼不疼？”

　　她回答了“不疼”，但她是骗人的。

　　她不知道沈若溪疼不疼。但她知道，那个从五楼坠落的孩子，在落地之前的那几秒里，一定很害怕，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死，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白死。

　　她没有白死。

　　林昭闭上眼睛，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窗外的风声很大，但她还是听见了陆铮换挡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稳。

　　三个多小时后，车子驶进了南江市。城市的灯光比县城亮得多，红红绿绿的，晃得人眼睛疼。陆铮把林昭送到她宿舍楼下，没熄火，只是把车窗摇下来了一点。

　　“到了，”他说。

　　林昭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下了车。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

　　“陆铮。”

　　“嗯。”

　　“沈若溪的父亲说‘我女儿没白死’，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林昭站在车灯的光里，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路面上，像一个问号被拉直了。

　　“那就够了，”她说。

　　她转身走进楼道，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一下一下的。陆铮坐在车里，没有马上走。他关了车灯，熄了火，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

　　楼上有一盏灯亮了，是林昭房子旁边那一户。有人在做饭，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

　　陆铮重新发动车子，打开车灯，驶出了小区。

　　那盏亮着的灯，在身后越来越远，最后被夜吞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