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陆铮忙着处理积压的小案子，林昭则照常上课、备课。案子结了，生活回到正轨，但有些东西没有回去。

　　梦是从三月中旬开始的。

　　第一次梦到沈若溪，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林昭梦见自己站在南江大学实验楼的楼下，仰头看着七楼的窗户。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像一个人在呼吸。她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她循着声音往上看，看见沈若溪站在窗户边上，穿着那件白大褂，头发被风吹散了，遮住了半张脸。

　　“林博士，”沈若溪叫她。

　　林昭想回答，但张不开嘴。她想跑上去，但脚像是钉在了地上。她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沈若溪从窗户里探出身子，伸出手来，像是在跟她打招呼，又像是在求救。

　　然后沈若溪就掉下来了，慢慢的、像一片叶子从树上飘下来那样的坠落。她的白大褂被风灌满了，鼓成一个白色的气球，她的头发散开来，在风里飘着，像一面黑色的旗。她落得很慢，慢到林昭能看清她的表情，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是在说“我没事”的那种表情。

　　林昭伸出手去接她，手指触到沈若溪的衣角的那一刻，她醒了。

　　枕头湿了一片，是眼泪。

　　林昭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窗外的天还没亮，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光线。她眨了一下眼睛，那道光线就变成了两条，又变回了一条。她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指尖是湿的。她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哭的，也许是在梦里，也许是在醒来的那一瞬间。

　　她没有再睡着，她躺在那里，听着窗外的风，偶尔有车经过的声音，轮胎碾过湿漉漉的路面，发出沙沙的响，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

　　第二天早上，她去上课。站在讲台上，她翻开笔记本，看着上面的字，那些字她认识，但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她突然想不起来了。她愣了几秒，然后听见有学生在叫她。

　　“林老师？林老师？”

　　她抬起头，第一排那个圆框眼镜的男生正看着她，手里举着一支笔，像是在等她说什么。

　　“什么事？”她问。

　　“您刚才说，学术伦理的核心是。”男生把笔帽拔下来，准备记。

　　林昭看着笔记本上的字，终于想起来了。她说了一个词，然后继续讲课。但她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一点，语速比平时慢了一点。下课后，她坐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把笔记本合上，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在上面，像是在压住什么东西。

　　陈思从后排走过来，手里拿着那本《科学的伦理》。她站了一会儿，等到教室里其他人都走了，才开口。

　　“林老师，您是不是没睡好？”

　　林昭抬起头，“没事，昨晚睡得晚了。”

　　“您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陈思说。“很深。”

　　林昭没有回答，她站起来，把笔记本塞进包里，拎起包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过头。

　　“陈思。”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看出来了。”

　　林昭走了，陈思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手里还握着那本书。风从窗户吹进来，把桌上的粉笔灰吹得到处都是，在阳光里闪着碎碎的光。

　　林昭没有回办公室，她下楼，走到校园里，在一条长椅上坐下了。三月的风吹在脸上，已经不冷了，但也不暖，是那种刚刚好的、让人清醒的温度。她闭上眼睛，阳光透过眼皮照进来，一片橙红色。

　　她又看见了沈若溪，不在梦里，就那么看见。沈若溪站在她面前，穿着白大褂，头发扎成低马尾，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记录本上写着什么。她写得很认真，头低着，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林昭睁开眼睛。沈若溪不见了。长椅旁边是一排冬青，冬青的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像有人在翻一本很厚的书。

　　她站起来，走回了办公室。她把包放下，坐在椅子上，翻开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一行字：“又梦见了，第三次。”

　　她没有写梦见的内容，因为她不需要写。她记得每一个细节，比任何一份案卷都记得清楚。

　　林昭决定去找她的导师。

　　周教授退休后在城西开了一间心理咨询室，不大，两间房，一间做咨询室，一间做书房。他今年六十七了，头发全白了，但身体还好，走路不用拐杖，说话声音也不小。林昭读博士的时候，周教授就说过她“太容易共情”，说做犯罪心理学的人，不能把自己放进案子里，要站在外面看。林昭当时觉得自己站在外面，现在她不那么确定了。

　　她提前打了电话，周教授说你来吧，正好下午没有预约。

　　心理咨询室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一层，没有招牌，只有门牌号。周教授说他不缺客户，不想做广告。林昭到的时候，门开着，周教授正在泡茶。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里面是白衬衫，领子翻在外面，干干净净的。茶具是紫砂的，不大，一壶两杯，摆在茶几上。

　　“坐，”周教授把一杯茶推到她面前。“先喝茶，别说事。”

　　林昭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是普洱，熟茶，陈香味很重，滑过喉咙的时候暖暖的。她捧着杯子，两只手握着杯壁，杯壁不烫，温温的，刚好暖手。

　　周教授坐在她对面的单人沙发上，也端着一杯茶，但没有喝。他看着林昭，目光不锐利，也不温和，是一种看人的目光，不带判断的那种。

　　“说吧，”他说。

　　林昭把茶杯放在茶几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她犹豫了几秒，然后开口了。

　　“我最近总是梦到沈若溪。”

　　“沈若溪？”周教授微微偏了一下头。“那个案子的受害者？”

　　“对，我梦见她从楼上掉下来，我站在楼下，接不住她。”

　　“梦了几次？”

　　“三次，一个星期之内。”

　　“每次都是一样的？”

　　“一样，但细节越来越清楚。第一次我只看见她掉下来，第二次我看见她的表情，第三次，”林昭停了一下。“第三次我碰到她的衣角了。”

　　周教授把茶杯放下了，他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沉默了几秒。

　　“你不是在做梦。”他说。“你是在重新经历，每一次梦都比上一次更逼真，说明你的大脑在试图处理这件事，但它处理不了，因为这件事没有解决。”

　　“案子已经破了，”林昭说。“秦怀远判了，韩教授判了，该抓的人都抓了。”

　　“案子破了，但你心里的那个洞没有填上。”周教授坐直了身子，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你见过沈若溪的父母，见过她的闺蜜，见过她住过的屋子、用过的实验台、写过的那张纸条。你读过她的举报信、她的日记、她死前最后一条短信。你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的、死在几点几分。你知道得太多，多到你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她的经历，哪些是你自己的了。”

　　林昭没有反驳，因为她知道周教授说得对。

　　“这是一种病。”周教授说。“在我们这行，叫替代性创伤，你长期接触创伤事件，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你的大脑会‘代入’受害者的视角，产生和亲历者相似的心理反应。症状包括噩梦、闪回、情绪麻木、注意力不集中、易怒、失眠，你有哪几个？”

　　林昭想了一下，“都有。”

　　周教授没有惊讶。他站起来，走到书柜前面，抽出一本书，翻了几页，又放回去了。他没有找什么东西，只是在给自己一点时间。

　　“你太投入了，”他转过身来。“从你读博士的时候就是这样，你做学术不端行为的课题，你把每一个案例都当成自己的事来查。我当时就跟你说过，你要学会抽离，没有说让不关心，是关心完了之后，要能走出来。”

　　“怎么走出来？”林昭问。

　　“写下来，”周教授坐回沙发上。“写你自己的感受，每天写，想到什么写什么，不用给别人看，写下来的过程，就是把你脑子里的东西搬到纸上的过程，搬出来了，它就轻了。”

　　“还有呢？”

　　“还有，做点别的事，运动也好，画画也好，做饭也好，什么都行。你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划一条线。这条线不是墙，是你每天下班之后做的那件事。那件事提醒你，你是林昭，不是沈若溪。”

　　林昭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茶几上，把紫砂壶的影子拉得很长。壶的影子在桌面上一动不动，像一个黑色的感叹号。

　　“周老师，”她说。

　　“嗯。”

　　“我会好吗？”

　　周教授看着她，嘴角动了一下，是那种很轻的、带着一点心疼的笑。

　　“会的，但不会很快，，你给自己一点时间。”

　　林昭点了点头，站起来，拿起包。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谢谢周老师。”

　　“下次来不用带茶叶了，”周教授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上次你带的那个铁观音，太贵了，我喝着心疼。”

　　林昭嘴角动了一下，拉开门，走了出去。

　　她从周教授那里出来，没有回学校，去了超市。她买了一本很厚的笔记本，硬壳的，封面是深蓝色的，上面没有格子，没有横线，全是白纸。她还买了一支钢笔，黑色的，笔尖是细的那种。收银员是个年轻的姑娘，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把东西装进塑料袋里。

　　回到家，她把笔记本放在书桌上，翻开第一页。她握着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很久。她不知道写什么，“今天去看了周老师”？太像日记了。“我梦到了沈若溪”？太直了。

　　她想了很久，最后写了四个字：“今天阴天。”

　　然后她就停不下来了。她写今天去了周教授的咨询室，喝了普洱，周教授说她的铁观音太贵了。她写沈若溪的梦，写那些细节，窗户、窗帘、白大褂、头发、衣角。她写自己站在楼下的那种无力感，手伸出去，够不到，够到了也接不住。她写了很多，写到手指发酸，写到钢笔的墨水用完了，又灌了一次。

　　最后一页，她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不是沈若溪，我没有从七楼掉下去，但我好像一直站在楼下，仰着头，看着那个窗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低下头，看别的地方。”

　　她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在枕头下面。不是藏，是放在那里，压着。

　　第二天早上，她去跑步。

　　她不是跑步的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她的运动仅限于从办公室走到教室。但周教授说了，要做点别的事。她不知道做什么，就从最简单的开始，跑步。

　　她住在学校附近，跑了一圈，跑到校门口，又跑回来。不到三公里，但她跑得很慢，中间走了好几回。路边的早点铺已经开了，蒸笼冒着白气，有人在排队买包子。她跑过的时候，闻到肉包子的味道，肚子里咕噜了一声。

　　回到家，她洗了澡，坐在书桌前，翻开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昨晚写的东西还在，纸上的墨迹已经干了。她在今天的那一页写了：“跑了三公里。很累。但跑完之后，脑子里没有那么乱了。”

　　她又加了一句：“明天还跑。”

　　她去上了课。站在讲台上，她翻开笔记本，看了一眼昨晚写的那几个字，“跑了三公里”，嘴角动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下面一百多张年轻的面孔。

　　“今天我们讲，学术伦理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她说。“很多人以为，学术伦理是学术圈的事，心理健康是个人的事，这两件事没有关系。但其实，它们的关系比你们想的要近。一个人如果在学术上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的心理一定会出问题，不是马上，是迟早。”

　　她讲了一个小时。下课后，陈思又来了，手里还是那本书。

　　“林老师，您今天看起来好多了。”

　　“是吗？”林昭把笔记本合上。“哪里好多了？”

　　“眼睛下面那个黑眼圈，浅了一点。”

　　林昭笑了一下，“昨天睡得早。”

　　她没有说她昨晚跑了三公里，没有说她写了一页的日记，没有说她今天早上称体重发现轻了一斤。这些事太小了，小到不值得跟别人说。但她知道，这些小事的重量，加起来，不比一本笔记本轻。

　　又一个晚上，她又梦到了沈若溪。

　　这一次不一样。她还是站在楼下，仰着头，看着七楼的窗户。沈若溪还是站在窗户边上，穿着白大褂。但这一次，沈若溪没有掉下来。她站在那里，朝林昭笑了一下，然后转身走回了实验室。窗户关上了，窗帘也不飘了。楼下很安静，只有风吹过冬青叶子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翻书。

　　林昭醒了，枕头是干的。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路灯的光还是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那道细细的光线。她盯着那道光看了一会儿，然后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她知道自己还没有好，但她知道，她在好起来。

　　早上去跑步，三公里变成了四公里。她跑得还是很慢，但中间没有走。跑完回家，洗了澡，吃了早饭，去上课。下了课，回到办公室，翻开那本深蓝色的笔记本，写了几行字。

　　“又梦到了，但这一次，她没有掉下来。”

　　她在这行字下面画了一条线，然后合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抽屉里还有几本别的笔记本，是沈若溪案的笔记。她没有把它们扔掉，也没有刻意去看。它们就在那里，在一个抽屉里，不远不近。

　　她不会忘记沈若溪，她只是不再让沈若溪的坠落成为她的坠落。

　　窗外的阳光很好，三月的太阳不烈，照在窗户上，把玻璃映得亮亮的。林昭站在窗前，看着校园里的学生。有人在草坪上坐着看书，有人骑着自行车从图书馆往宿舍赶，有人在食堂门口排队，队伍排得很长，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懒散的蛇。

　　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回到桌前，翻开教案，开始备下一节课。讲什么呢？讲勇气，是那种——每天都能做一点、每天都能坚持的、很小的勇气。比如早起跑步，比如写下自己的感受，比如承认自己病了，比如去看医生。

　　这些事不需要多大的力气，但需要每天都做，一天不做，第二天就会更难。

　　林昭在教案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勇气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还在往前走。”

　　她把教案合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阳光还在，学生还在，她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