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十二月初传来的。
林昭正在办公室批改学生的期末论文,一篇关于“科研压力与心理健康”的课程作业,写得不算好,但能看出来是认真写的。手机震了一下,是陆铮发来的一条链接,来自某权威媒体的公众号。标题很长,《学术伦理监督法(草案)今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南江大学女博士案推动立法进程》。林昭点开链接,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几下,看完了整篇报道。
报道里提到了沈若溪的名字,提到了零号专案组,提到了她。
“林昭,南江大学心理学系教师,曾参与沈若溪案的心理侧写工作,她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关于建立独立学术监督机制的建议》中指出,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源不在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而在于评价体系的扭曲和监督机制的缺失。”林昭盯着这段话看了几秒,然后把手机放下,靠在椅背上。
她想起了那份报告,写了整整一个星期,改了三遍,打印出来的时候手指上沾满了墨粉。赵局长把它装进那个旧皮包里,带上高铁,带进了京城。她以为那只是递上去的又一份文件,会被堆在某个办公室的角落里,等人想起来的时候再翻出来看。但有人看了,不仅看了,还把它写进了新闻里。
她拿起手机,给陆铮回了一条消息:“看到了。”
陆铮回:“我也是,顾云飞说他看到了。”
“他什么反应?”
“他说了一句‘哦’,然后继续敲代码。”
林昭笑了一下,顾云飞还是那个顾云飞,不会激动,不会感慨,所有的情绪都藏在“哦”一个字里。但林昭知道,他说“哦”的时候,可能比任何人都高兴。
《学术伦理监督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消息出来后,媒体又开始找林昭了。她的手机上多了几十条陌生来电,微信里涌进来一堆好友申请,有的备注是“央视记者”,有的是“人民日报”,有的是她没听过的自媒体。她一个都没通过,只接了一个电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打来的。
“林老师,我们想邀请您作为青年专家代表,参加下周的立法听证会。您的报告我们看了,里面的一些建议很有价值,希望您能当面跟委员们交流一下。”
林昭握着手机,犹豫了几秒。“听证会在哪开?”
“京城,人民大会堂。”
她沉默了一会儿,“好。”
挂了电话,她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的天。十二月的南江,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窗台上的那盆绿萝是她从沈若溪的实验室里搬出来的,现在已经长得很茂盛了,藤蔓从花盆里垂下来,快碰到地面了。她每个月浇两次水,没怎么管过,它自己活得很好。她想起沈若溪实验台上那盆绿萝,她死了之后被搬到了走廊里,不知道谁浇了水,也活过来了。
她拿起手机,给陆铮和顾云飞各发了一条消息:“下周去京城,人大听证会,我去发言。”
陆铮回:“我陪你去。”
顾云飞回:“我也去。”
“你们不用去。”
陆铮:“你一个人去我们不放心。”
顾云飞:“我请了年假。”
林昭看着这两条消息,没再拒绝。
去京城的那天,南江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不大,落在车窗上就化了。林昭坐在高铁上,靠着窗,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在雪雾里慢慢后退。陆铮坐在她旁边,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顾云飞坐在对面,电脑开着,屏幕上是一堆代码。
“你又在写代码?”林昭问。
“不是,我在看法案的草案。”顾云飞把屏幕转过来。屏幕上是一份PDF文档,标题是《学术伦理监督法(草案)》。林昭凑近了看,草案的第四章专门讲“举报与保护”,其中有一条:“高等学校应当设立独立的学术伦理举报渠道,举报人有权要求匿名,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压、报复。违反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这一条,”顾云飞指着屏幕,“跟你在报告里写的一模一样。”
林昭看着那行字,没说话。
“你不是在写报告,”顾云飞说,“你是在写法律。”
车窗外面的雪大了些,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细碎碎的声音。林昭靠着车窗,闭上眼睛。她没有告诉顾云飞,她写那条建议的时候,想的是沈若溪的举报信,被揉成团,塞在韩教授抽屉的最深处。
听证会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的一个会议厅里举行。林昭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有记者,有律师,有高校的老师,有学生代表,还有一些她认不出身份的人。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胸卡,上面写着名字和单位。林昭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卡,“青年专家代表 林昭”。
陆铮和顾云飞没有胸卡,进不了会场,在门外等着。陆铮说“我们在外面等你”,顾云飞说“我带了充电宝”。林昭看了他们一眼,转身走进了会场。
会议厅很大,圆形的,一圈一圈的座位像体育馆。主席台上坐着十几个人,有全国人大的领导,有教育部的官员,有法学专家。台下坐满了人,林昭找到自己的座位,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她坐下,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翻开。
听证会开始。主持人先介绍了法案的起草背景和主要内容,然后进入了专家发言环节。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律所合伙人,有的是科研机构的管理人员。每个人都在说自己的观点,有的支持,有的提修改建议,有的质疑某些条款的可操作性。林昭听着,在笔记本上记了几个要点。
轮到她了。
主持人念了她的名字。她站起来,走到发言席上。话筒的高度刚好,不用弯腰。她看着台下那些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她把笔记本翻开,看了一眼上面写的提纲,然后合上了。
“各位委员,各位专家,我是林昭,南江大学心理学系教师。”
她没有看稿子,那些话在她心里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不需要写下来。
“我今天想说的,不是学术伦理的重要性,不是数据造假的危害,不是举报人的困境。这些大家都知道。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沈若溪死了。”
台下安静了。
“沈若溪是南江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生。她发现导师在国家级项目中数据造假,写了实名举报信,交给了学校学术委员会。举报信被压下来了。她的导师继续做项目、拿经费、发论文。她继续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直到有一天,她从七楼掉了下来。”
林昭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沈若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全国至少有六起类似的案件,学生举报学术造假,然后‘自杀’。在她之后,又有了陈雨桐。医科大学的硕士生,举报导师数据造假,三天后坠楼身亡。”
她停了一下,看着台下那些面孔。有人在记笔记,有人在看她,有人在低头。
“我写过一份报告,建议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份报告里的一些建议,被写进了《学术伦理监督法(草案)》。”她把目光移向主席台。“尤其是第四章的第十六条,‘高等学校应当设立独立的学术伦理举报渠道,举报人有权要求匿名,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压、报复。违反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她顿了顿。
“这一条,我是为沈若溪写的,但受益的,将是全国所有的研究生、博士生、青年教师。他们以后在举报学术造假的时候,不用再担心自己会从七楼掉下去。”
台下响起了掌声,不大,但很整齐,是那种,听进去了、觉得应该鼓掌的掌声。
林昭没有等掌声停下来,继续说。
“我还有一条建议,”她把笔记本翻开,看了一眼。“草案里规定了学校必须设立举报渠道,但没有规定这个渠道必须‘独立’。如果举报渠道还是设在学校的内部,由学校的行政人员管理,那举报人还是会担心,我的举报会不会被我的导师看到?学校会不会把我的名字泄露出去?所以,我建议在第十六条里加上两个字:‘独立’。独立的举报渠道,不受学校行政部门的干预。举报信息直接送达上级学术监督委员会。”
主席台上有人开始记笔记。
林昭说完了,她把话筒往前推了推,鞠了一个躬,走下了发言席。回到座位上,她的手指还在发抖,因为她说完了那些话,沈若溪没有机会说这些话,她替她说了。
听证会结束后,有人来找她。是个中年女人,穿着深色的西装,头发盘在脑后,看起来很干练。她递给林昭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 陈敏”。
“林老师,您的发言很好。”陈敏的语气很平,但眼神里有光。“尤其是‘独立的举报渠道’那条建议,我们之前也有考虑,但没有写进草案。您今天这么一说,我们觉得应该加进去。”
林昭点了点头。“谢谢。”
“不,应该谢谢您。”陈敏说。“沈若溪的事,我们听说过,您能站在这里替她说话,不容易。”
林昭没有接话,陈敏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身走了。
林昭走出会场的时候,陆铮和顾云飞还站在门口。陆铮靠着墙,手里拿着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在指间转来转去。顾云飞蹲在地上,手机连着充电宝,屏幕上是代码。
“结束了?”陆铮直起身子。
“结束了。”
“怎么样?”
林昭想了想。“他们说,我那一条建议,要加进去。”
陆铮嘴角动了一下,“那就是说你写的那句话,要变成法律了。”
“不是我写的,是沈若溪用命写的。”
三个人走出人民大会堂。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在广场上,把地面映得亮亮的。长安街上的车流还是那么密,一辆接一辆的,像一条不会停的河。林昭站在台阶上,看着这条街,看了很久。
“陆铮。”
“嗯。”
“你说,如果沈若溪看到今天这一幕,她会说什么?”
陆铮想了想,“她不会说什么,她只会把那篇没写完的论文继续写下去。”
跟上次在京城时一样的回答,但这一次,林昭觉得他没有说错。
顾云飞把手机和充电宝塞进口袋里,站起来,看着长安街。“林博士,你说的那个‘独立的举报渠道’,真的能加进去吗?”
“能,”林昭说。“因为他们已经答应了。”
“那就好,”顾云飞说。他转过身,看着人民大会堂的大门。“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进来。”
“我也没想过,”林昭说。
三个人走下台阶,沿着长安街走了一段。冬天的北京风大,吹得人脸疼。林昭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半张脸。陆铮走在最前面,步子很大。顾云飞跟在最后面,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影子。
走了一段,陆铮停下来。
“回去吧,明天你们还要上课。”
“是,我依旧要维护服务器。”顾云飞说。
林昭看着他们两个人,一个站在风里,双手插在口袋里;一个背着电脑包,眼镜片上反着街灯的光。他们是她在南江认识的最奇怪的人,个不会说漂亮话,一个不会跟人打交道。但就是这两个人,跟她一起,把一份报告从南江送到了京城,把一条建议写进了法律。
“走吧,”她说。
三个人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高铁站。车上没人说话,各自看着窗外。京城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退,高楼、天桥、行人、广告牌,所有东西都在往后走,只有车在往前开。
高铁上,林昭靠着窗,看着窗外的华北平原在暮色里慢慢变成一片模糊的灰。她翻开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一行字:“听证会,建议被采纳,独立的举报渠道将写入法律。”
她写完这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合上笔记本,放进包里。
靠着车窗,她闭上了眼睛。列车在轨道上行驶,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哐当、哐当、哐当,像是有人在用锤子一下一下地敲着什么东西。她听着那个声音,慢慢地睡着了,没有做梦。
回到南江的第二天,林昭去上课。她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九十多张年轻的面孔。第一排那个圆框眼镜的男生还在,陈思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手里还是那本《科学的伦理》。
“上节课我们讲了制度的改变需要什么,”林昭说。“这节课,我们讲一下制度是怎么改变的。”
她把那天在京城的听证会讲了一遍。没有讲自己的发言,没有讲委员们的反应,没有讲掌声。她只讲了一件事,那条建议,被写进了法律草案。
“以后,你们在学校里发现任何学术不端行为,可以通过独立的举报渠道匿名举报。学校不能查你的身份,不能打压你,不能报复你,这是法律规定的。”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举手了,是那个圆框眼镜的男生。
“林老师,那个举报渠道,真的不会被导师知道吗?”
林昭看着他的眼睛,“法律说了,不能。”
“如果学校违反了法律呢?”
“那就告他们。”
男生放下了手,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
林昭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改变制度,比改变一个人更难,但也更值得。”她已经写过一次了,但她想再写一遍,因为这一次,她有例子可以讲了。
“我说的‘值得’,不是因为它容易,是因为它有用。”她指着那行字。“法律草案里那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是沈若溪、李想、陈雨桐,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用他们的命换来的。我们没有白忙活。”
她放下粉笔,转过身,看着下面那些年轻的面孔。
“下课。”
这一次,掌声比往常大了一些。林昭没有回头,拿起笔记本,走出了教室。走廊里的阳光很好,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面上,像一条金色的路。她走在那条路上,脚步比平时轻了一点。
她知道,法律还没有正式通过。草案还在征求意见,还要修改,还要审议,还要投票。路还很长。但她已经看到了终点,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