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舟带着顾兰音和沈念筠离开苏州的那天，天上飘着细雨。

不是夏天那种瓢泼大雨，是初冬的雨，细细密密的，像绣花针一样扎在脸上。他们从阊门出城，沿着运河向西走，走了一个时辰，才走到枫桥。枫桥边的寒山寺还在，灰瓦黄墙，在雨雾中像一幅褪了色的古画。寺门紧闭，门口的石狮子被雨水洗得发亮，张着嘴，露着牙，像是在无声地吼。

念筠走不动了。她从小在扇庄里长大，最远只去过观前街的另一头，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她的布鞋被泥水浸透了，每走一步都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脚趾冻得通红，但她咬着牙没有喊累。顾兰音心疼她，蹲下来要背她，念筠摇了摇头，说：“娘，我自己走。”

沈景舟停下来，看了看天色。灰蒙蒙的，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运河上的船很少，偶尔有一条乌篷船经过，船家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站在船尾摇橹，船头的煤油灯在风中晃来晃去，像一只快要熄灭的萤火虫。

他拦了一条船，谈好了价钱，从枫桥到无锡，三个人，三块大洋。船家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脸被风吹得又黑又糙，像一块老树皮。他看了沈景舟一眼，又看了顾兰音和念筠一眼，没有说话，伸出手扶她们上了船。

船舱很小，勉强能坐下三个人。船家在船头生了一个小炭炉，炉子上坐着一把铁壶，壶嘴冒着白气，白气被风吹散，在雨雾中消失不见。念筠缩在顾兰音怀里，裹着一条薄毯子，薄毯子是沈夫人塞进包袱里的，临走的时候她说：“路上冷，给孩子带上。”顾兰音把毯子裹紧了一些，念筠的脸贴在母亲胸口，听着母亲的心跳，渐渐睡着了。

沈景舟坐在船舱口，看着岸上后退的风景。枫桥退了，寒山寺退了，苏州城的城墙退了，一切都退了，退到雨雾后面，退到他看不见的地方。他摸了摸怀里的包袱，包袱里有沈菱的绣花剪刀，有远香扇，有一根玉竹料。这些是他从沈家带出来的全部家当。两百年的基业，十几代人的心血，最后只剩下三样东西。

他想起了沈明远说的那句话：“你活着，扇子就活着。”他把包袱抱紧了一些，抱在胸口，贴着他心跳最烈的地方。

船在运河上走了三天两夜，到无锡的时候已经快天黑了。

无锡比苏州更乱。街上到处是逃难的人，拖家带口的，背着包袱的，推着独轮车的，哭的喊的叫的骂的，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烂了的粥。车站门口挤满了人，有买票的，有等车的，有买不到票坐在地上哭的，有趁着人多偷东西被抓住打的，乱成一团。

沈景舟在车站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那些挤来挤去的人，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绝望。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最远只去过南浔。现在他要去重庆，重庆在哪里？在西南，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他连方向都分不清。他不知道路怎么走，不知道车怎么坐，不知道到了重庆以后住哪里，吃什么，拿什么活命。

顾兰音站在他身边，手里拉着念筠，没有说话。她看出沈景舟在发愣，但她没有催他，没有问他“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没有说任何一句会让他更慌的话。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根柱子，让他靠着。

过了一炷香的工夫，沈景舟动了。他走到售票窗口，用带着苏州口音的官话问：“到重庆的票，三张。”窗口里面的人头都没抬，说：“没了。明天的也没了。后天的也没了。这个月的都没了。”沈景舟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后面排队的人推了他一把：“买不起就别挡道。”他被推得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顾兰音扶住了他。

“景舟，我们不坐火车了。”她的声音很轻，很稳，“我们走水路。从无锡坐船到芜湖，从芜湖坐船到武汉，从武汉再坐船到重庆。慢是慢了点，但船票好买。”

沈景舟看着她。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她怎么会知道这些？她笑了笑，说：“我爹小时候带我去过芜湖。我记着路。”

沈景舟忽然觉得，自己这十几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这个女人。他一直以为她只是一个安静的、顺从的、只会坐在绣房里闷头绣花的妻子。他不知道她心里装着多少他没有看见的东西。她不是沈菱，她不会做扇子，不会说好听的话，但她有一样沈菱没有的东西，命硬。比湘妃竹还硬。

他们走水路。从无锡到芜湖，船走了五天。从芜湖到武汉，船走了八天。从武汉到重庆，船走了半个月。

长江上的风比运河上大得多，吹得船帆鼓鼓的，吹得岸边的芦苇弯了腰，吹得念筠的脸起了皮。念筠晕船，吐了一路，吃什么吐什么，吐到后来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整个人瘦得像一根竹竿。顾兰音急得不行，在武汉靠岸的时候抓了一副中药，在船上用炭炉熬了给念筠喝。药很苦，念筠喝一口皱一下眉，喝一口皱一下眉，但她没有倒掉，一碗药喝得干干净净。

船到重庆的时候，已经是腊月了。

重庆跟苏州不一样。苏州是平的，水多，桥多，巷子多。重庆是陡的，山多，坡多，台阶多。沈景舟站在朝天门码头上，看着那些层层叠叠的吊脚楼，看着那些在石阶上爬上爬下的人，觉得这个地方跟他的扇子一点都不配。他的扇子是平的，是静的，是留白的。重庆是拥挤的，嘈杂的，什么颜色都有，什么声音都有，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混在一起，像一盆打翻了的颜料。

他在朝天门附近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一天五毛钱，包三顿饭。客栈很小，只有八间房，隔音很差，隔壁说梦话都能听见。念筠睡不惯，整夜整夜地翻来覆去，顾兰音就给她讲小时候在苏州的事，讲天井里的老槐树，讲古井里的月亮，讲沈夫人绣的牡丹花。念筠听着听着就不翻了，闭着眼睛，睫毛微微颤动，像是在梦里回到了苏州。

沈景舟睡不着。他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木头的，被烟火熏得发黑，有几条裂缝，裂缝里藏着虫子和灰尘。他想起沈家扇庄的天花板，白灰的，平整得像一面镜子，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光斑，光斑随着太阳的移动慢慢移动，从东边走到西边，从早晨走到黄昏。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他只知道，在他回去之前，他必须活下去，必须把沈家的手艺传下去，必须让念筠学会做扇子。念筠是他的希望，是沈家的希望，是所有那些被留在身后的东西的希望。

她在苏州城外的荒地里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父亲在心里给他取的名字，念安。念安的念，念慈的念，念念不忘的念。沈景舟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个名字，包括顾兰音。这个名字是他和沈菱之间的秘密，是他在那个绝望的夜晚，跪在满是血的地面上，对着沈菱渐渐冷去的脸，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又一遍的两个字。

念安，念安，念安。

他闭上眼睛，把那两个字咽进肚子里。

民国二十七年春天，沈景舟在重庆站稳了脚跟。

他在朝天门附近租了一间小铺面，前面是店，后面是作坊，楼上是住家。铺面很小，还没有沈家扇庄的前堂大，但够用了。他在门口挂了一块木匾，匾上写着“沈记扇庄”四个字，字是他自己写的，不太好看，但端正，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

重庆人不认识沈家扇庄。他们不知道“天下第一扇”，不知道慈禧太后，不知道翁同龢，不知道吴昌硕。他们只知道夏天热，需要扇子，谁家的扇子便宜就买谁家的。

沈景舟的扇子不便宜。他的扇子比重庆本地扇庄的贵三倍，贵得重庆人不理解。一把扇子要一块大洋，够买十斤大米了，谁买？沈景舟不在乎谁买。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劈料，削骨，拉花，烫钉，合扇。他做得很慢，一天只做一把，有时候两天才做一把。做好的扇子摆在柜台上，十天半个月卖不出去一把，他也不急，卖不出去就放着，放着积灰了就用绒布擦一擦，擦干净了继续放。

顾兰音没有说什么，只是把每天的账记得更仔细了。她把每一笔开销都写在本子上，买米花了多少，买菜花了多少，买柴花了多少，买布花了多少，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沈景舟有时候翻翻那个本子，看见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心里就踏实了。

念筠在重庆上了学。学校是难民自己办的，租了一间破庙，课桌是用木板搭的，板凳是从各家凑的，黑板是用墨汁刷的。老师是个从北平逃出来的大学生，姓周，二十多岁，戴一副圆框眼镜，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跟顾砚秋当年穿的那件一模一样。周老师教国文，教历史，教地理，教算术，什么都教。念筠在他那里学会了写毛笔字，学会了背唐诗，学会了算账，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周老师说：“念筠，你爹是做扇子的？”

念筠说：“是。”

周老师说：“做扇子跟做人一样，骨头要直。”

念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回家说给沈景舟听。沈景舟正在削骨，听了这话，手里的刀停了一下。

“你们老师说得对。”

“爹，扇子的骨头是竹子，人的骨头是什么？”

沈景舟想了想，说：“是气。一口气。这口气在，人就站得直。这口气散了，人就塌了。”

念筠不太懂，但她把这句话也记在了心里。

民国二十七年秋天，沈景舟收到了沈念慈从香港寄来的信。

信是陆明轩写的，字迹工整，措辞文雅，说他们在香港安顿下来了，住在九龙，租了一间小公寓，陆明轩在一家报社当编辑，沈念慈在一家刺绣厂做绣工，日子虽然紧巴，但过得下去。信的最后，沈念慈加了一行小字，字迹跟她爷爷一样瘦硬：“爹，我绣了一幅梅花，挂在客厅里。每天看着它，就像看见了沈家的工坊。”

沈景舟把这封信看了三遍，折好，放进抽屉里，跟翁同龢的那幅字放在一起。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纸，展开，又看了一遍翁同龢写的《湘妃竹扇赋》。纸已经发黄了，边角有些破损，墨迹也有些洇开了，但每一个字都还认得。他念出声来，念得很慢，像在念经。

念筠坐在旁边，听着父亲念那些她不太懂的文字，觉得那些字像一把把削骨刀，一刀一刀地削着她的心。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沈景舟四十四岁。

这一年，他做了一把扇子。扇骨是那根从苏州带出来的玉竹料，扇面是素白的绢，绢面上绣了一枝梅花。梅花不是他绣的，是他画在绢面上的，用毛笔，一笔一笔地画，画得很慢，很细，很用心。他不会画画，画出来的梅花歪歪扭扭的，像沈菱小时候绣的第一个“福”字。

但他觉得好看。

他把这把扇子放在柜台上，标价五块大洋。没有人买。五块大洋够买五十斤大米了，谁花五十斤大米买一把歪歪扭扭的梅花扇？

沈景舟不在乎。这把扇子不是用来卖的。这把扇子是给他自己的，是他在重庆这些年活着的证明。他活着，所以他在做扇子。他在做扇子，所以他还活着。

顾兰音站在柜台后面，看着那把扇子，看了很久。

“景舟，这把扇子叫什么名字？”

“还没想好。”

“叫‘思乡’吧。”

沈景舟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叫思乡。乡有什么好思的？思了也回不去。”

“那叫什么？”

“叫‘活着’。”

顾兰音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好，就叫‘活着’。”

那把扇子在柜台上放了三年，积了三年的灰。沈景舟每天用绒布擦一擦，擦干净了继续放。三年后，一个重庆本地的商人看中了这把扇子，出价十块大洋，沈景舟不卖。商人又出二十块，沈景舟还是不卖。商人问他：“你到底要多少钱？”沈景舟说：“多少钱都不卖。”商人骂了一句“疯子”，摔门走了。

顾兰音问他为什么不卖。他说：“卖了，我就没有活着的证明了。”顾兰音没有说话，转过身去，假装在整理柜台上的扇子，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发出声音。

民国三十年，辛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

沈景舟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手里的茶碗掉在了地上，摔成了三瓣。他蹲下来捡碎瓷片，手被划了一道口子，血滴在地上，一滴，两滴，三滴，像梅花，像湘妃竹上的斑纹，像沈菱绣的那幅《寒梅图》。

顾兰音跑过来，拿布条给他包扎，他的手在抖，抖得顾兰音怎么也包不好。顾兰音急了，说：“你别动！”沈景舟不动了，但手还在抖，抖得像秋天的落叶。

他不知道念慈在香港怎么样了。他不敢想。想了就睡不着，睡不着就想抽烟，抽烟就咳嗽，咳嗽就咳出血来。他的肺不好，从到重庆的第二年就开始咳，咳了三年了，一直没有好利索。顾兰音让他去看大夫，他不去。他说：“看什么看，死不了。”

他不敢死。他死了，沈家的手艺就断了。他死了，念筠就没有爹了。他死了，顾兰音就没有丈夫了。他死了，沈明远说的那句话就成了笑话——“你活着，扇子就活着。”

他活着。他必须活着。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

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整个城市都疯了。人们涌上街头，放鞭炮，敲锣鼓，喊口号，唱歌，跳舞，哭，笑，抱在一起，亲在一起，醉在一起。朝天门码头上的船拉响了汽笛，呜呜呜的，像一头头狂喜的巨兽在嘶吼。

沈景舟站在沈记扇庄的门口，看着那些狂欢的人群，没有动。顾兰音站在他身边，也没有动。念筠站在他们身后，十八岁了，长成了一个大姑娘，眉眼像沈景舟，嘴巴像顾兰音，鼻子像沈菱。她的手里拿着那把叫“活着”的扇子，翻来覆去地看着。

“爹，我们赢了。”

沈景舟没有说话。他抬起头，看着重庆的天。天是蓝的，很蓝，蓝得像一块洗过的绢帛，没有一丝云，没有一丝风，什么都没有。

他想起了沈明远，想起了沈夫人，想起了沈菱，想起了念安，想起了沈家扇庄天井里的老槐树，想起了古井里的月亮，想起了那把锁在红木匣子里的远香扇。他想起了很多东西，很多他以为已经忘了、其实一直刻在骨头里的东西。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苏州？”

沈景舟低下头，看着女儿。念筠的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星星，像两盏灯，像两把刀。他不知道这双眼睛像谁，不像沈菱，不像顾兰音，不像他，也不像沈明远。

这双眼睛是沈家五代人攒下来的。每一代人都往里面加了一点东西，沈菱加了灵气，沈明远加了骨气，沈夫人加了韧劲，顾兰音加了命硬，他加了一把削骨刀。所有的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揉在一起，烧在一起，炼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一双眼睛，按在念筠的脸上。

“快了。”他说。

他不知道快了是多久。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会回去的。他会带着顾兰音和念筠回去，回到那座他跪在雨中求艺的扇庄，回到那块“天下第一扇”的匾额下面，回到沈明远和沈夫人的身边。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