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春天，公私合营的浪潮拍到了苏州城。

王厂长是山东人，打过鬼子，扛过枪。他说话嗓门大，每句话后面都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头。

他带着两个干事走进沈家扇庄的前堂，四下打量了一番。目光在那块“天下第一扇”的匾额上停了一下，然后落在沈景舟身上。

“沈老板，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沈景舟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那把收展如意扇，慢慢地摇。

他没有看王厂长。他的眼睛看着窗外。

窗外是阴沉沉的天，灰蒙蒙的云。没有太阳，没有风。

跟沈明远走的那天一模一样。

“王厂长，沈家扇庄两百年了。一直是沈家的。”

“两百年也不行。现在不是大清国了。现在是新中国。新中国的规矩，手工业要合营，大家一起干。”

沈景舟把扇子合上，放在桌上。

他转过脸来，看着王厂长的眼睛。

王厂长的眼睛很大，很亮，很直，不会拐弯。这种眼睛沈景舟见过。北伐军脸上见过，重庆的难民脸上见过，那些扭秧歌打腰鼓的脸上也见过。这种眼睛说明这个人相信他做的事情是对的。

沈景舟不怕坏人。坏人你可以躲，可以打，可以跟他讲条件。

但他怕这种人。这种人相信自己是好人。好人不觉得自己会错。好人不会让步，因为让步就是向坏人低头。

“王厂长，合营可以。但沈家的手艺不能变。”

王厂长一拍大腿，笑了，笑得很大声。

“不变不变。手艺怎么能变呢？变了就不是手艺了嘛。”

他笑完站起来，握着沈景舟的手使劲摇了摇，摇得沈景舟整个身子都在晃。

“沈老板，你放心。到了扇厂你还是总技师，扇子还是你说了算。”

沈景舟没有笑。他知道王厂长说的是真心话。但他也知道，真心话不一定能兑现。

说了算的不是王厂长，是文件。文件不会笑，不会握手，不会喊冲锋。但文件说了算。

一九五六年春天，沈家扇庄正式并入苏州扇厂。

那块“天下第一扇”的匾额被取下来了。换上了一块新的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苏州扇厂第三车间”。

沈景舟站在门口，看着那块新牌子，站了很久。

顾兰音把那块匾额抬到了后院，靠在工坊的墙上。她用湿布把上面的灰擦干净，找了一块旧布盖在上面。怕被雨淋了，怕被虫蛀了。

她不知道这块匾额以后还有没有机会重新挂上去。但她舍不得扔。这是沈家两百年的脸面。

沈景舟到了扇厂之后，发现事情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扇厂不是作坊，是工厂。工厂讲究的是产量，不是质量。工人不是学徒，是职工。职工拿的是计件工资。做一把扇子多少钱，做十把多少钱，做一百把多少钱。

没有人愿意慢工出细活。因为慢工出细活赚不到钱。大家都抢着做快。做快才能多做，多做才能多拿。

沈景舟看着那些工人做扇子，觉得心疼。

劈料劈得歪歪斜斜，削骨削得厚薄不均，糊面糊得皱皱巴巴，合扇合得松松垮垮。一把扇子做出来，打开的时候扇面不平，合上的时候扇骨不齐。摇起来声音也不对。不是清脆的叮咚声，是沉闷的扑扑声，像拍棉被。

他忍不住了。走到一个正在削骨的工人面前，拿起他手里的竹料。

“你看看，这个地方削多了，那个地方削少了。削骨要顺着竹子的纹理走，不能跟竹子较劲。”

工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不认识他。

“你是谁啊？”

旁边一个老工人赶紧拉住那个工人，小声说这是沈景舟，沈家的。

工人又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没有敬意，只有好奇。像在看一件从旧货摊上淘来的老东西。

沈景舟把手里的竹料放下，转身走了。

他走回自己的工位，坐下来，拿起一根竹料，开始削。他削得很慢。一刀，又一刀，又一刀。

竹屑落下来，薄薄的，透透的。像蝉翼，像雪花，像他年轻时在沈家扇庄削了一辈子的那些竹屑。

他的工位在车间的角落里，靠窗。

窗户外面是一条窄巷子。巷子对面是一堵灰色的砖墙。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夏天绿油油的，冬天光秃秃的。

他每天坐在这里，削骨，拉花，烫钉，合扇。做的跟以前一模一样，但感觉不一样了。以前他做扇子是为了自己。现在做扇子是为了完成任务。以前他做扇子的时候心里是静的。现在做扇子的时候心里是空的。

顾兰音也在扇厂上班，在绣花车间。

她的绣工不算好，但她手快。又快又稳，一天能绣五六把扇面，是全车间产量最高的。车间主任经常拿她当典型，在大会上表扬。

“你们看看人家顾大姐。一天绣六把，你们一天绣两三把。还好意思吗？”

顾兰音听到这种表扬，从来不会笑，也不会不笑。她低着头继续绣。

她知道她绣得快不是因为技术好。是因为她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她就会想起沈家扇庄的天井，老槐树，古井，绣房。还有那个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握着削了一半扇骨的老人。

沈念筠也在扇厂，在技术科。

她从苏州刺绣研究所调过来的，专门负责新产品的研发。王厂长对她寄予厚望。

“你是沈家的后人，又是科班出身。要带头搞技术革新，突破传统工艺的束缚，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扇子。”

沈念筠第一次听到“突破传统工艺的束缚”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她不知道传统工艺束缚了什么。也不知道社会主义的新扇子长什么样。

她只知道父亲教她的那些道理。选料要选最好的，削骨要顺着纹理，合扇要严丝合缝。这些道理是沈家十几代人用骨头磨出来的。不是谁说束缚就能束缚的。

但她不敢说。

她丈夫吴觉民就是因为在研究所说了一句“苏绣不能只绣样板，要绣生活”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她带着三个月的女儿，住在扇厂的宿舍里。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孩子托给邻居照看，然后去上班。晚上回来，把孩子哄睡了，再坐到灯下绣花。她绣的不是扇面，是生活。她不敢让别人看见。把绣架藏在床底下，用一块黑布蒙着。

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拿出来，一针一针地绣。绣的是梅花。沈家的梅花。沈菱的梅花，沈夫人的梅花，永远不会过时的梅花。

沈景舟退休后，沈念筠在扇厂的日子更难了。

她是沈家的后人，又是技术科的骨干，所有人都盯着她。她不敢做错任何事，不敢说错任何话，甚至连表情都不敢出错。

她每天早早地到厂里，最后一个离开。她设计了很多新产品。有“大跃进扇”，有“人民公社扇”，有“社会主义扇”。每一把都符合时代的要求，每一把都有高炉、麦穗、卫星。

但她回到家里，把门关上。从床底下拉出那个蒙着黑布的绣架，揭开黑布。

绣的是梅花。沈家的梅花，永远不会过时的梅花。她绣得很慢，一针一针的。像她祖母教她的那样。不急不躁，不紧不慢。

她绣梅花的时候，心里是静的。扇厂的那些事，高炉，麦穗，卫星。都远了，淡了，没有了。只有梅花还在。一朵一朵的，在绢面上盛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