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二周，班主任周老师宣布了一件事。

学校搞了一个“师徒结对”的活动，让成绩好的同学帮助成绩暂时落后的同学，一对一辅导，每周至少一次。周老师拿着一张成绩单站在讲台上，开始念名字。我低着头在草稿纸上乱画，这种事跟我没关系，我成绩不好不坏，不会被挑中去帮别人，也不会是那种需要被帮的“落后”学生。

“沈栀。”

我抬起头。

“程砚白，你负责沈栀的数学。”

我的笔从手里滑下去，在草稿纸上拖出一道长长的痕迹。教室里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在笑，有人回过头来看我。我只是听不见那些声音了，耳朵里嗡嗡的，像有一群蜜蜂飞了进去。程砚白。程砚白负责我的数学。我不敢转头去看最后一排的他是什么反应，整个人钉在座位上，后背绷得笔直，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每周三下午自习课，去三楼空教室。”周老师推了推眼镜，“其他时间你们自己商量。”

后面的课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数学课上老师在讲集合的概念，我盯着黑板上的维恩图发呆，那些圆圈在我眼里变成了一个名字，一遍一遍地重叠、分开、再重叠。语文课上老师在讲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在课本空白处写了“程砚白”三个字，反应过来之后用修正带涂掉，涂成一个小方块，像一块墓碑。英语课上老师在念单词表，abandon，放弃，我跟着念了一遍，abandon。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不是那种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失眠，是那种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画面，嘴角控制不住往上翘，又觉得自己特别可笑的失眠。林知意在上铺翻了个身，床板咯吱响了一声。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管延伸到墙角，像一个歪歪扭扭的“白”字。

我把自己埋进枕头里，觉得心脏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第二天上午，第二节课间。

我正在喝水，瓶盖拧到一半，余光里出现了一个人。他站在我的课桌旁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抬头，看见程砚白。他穿着一件灰色T恤，领口有些大，露出锁骨下面一小片皮肤。他的头发比开学那天长了一点，刘海快要遮住眼睛。

“你是沈栀？”他问。

他的声音比我想的要低。之前我只在教室的嘈杂声里捕捉过他的只言片语，那些声音隔着几排桌椅，隔着其他同学的说话声，隔着我自己的心跳声，听得不真切。现在他的声音就在我头顶上方，没有隔着任何东西。

我说不出话。嘴张开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音。我使劲点了一下头，点得太用力了，额头差点磕到水杯上。

“周三下午第三节，三楼空教室。”他说，“周老师说的。”

我继续点头。他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就这些。没有多余的字，没有寒暄，没有自我介绍。他甚至没有确认我知不知道三楼空教室在哪里。他说完了，就走了，好像这是一件公事，一件跟他本人毫无关系的公事。

我坐在座位上，手里的水杯还举着，杯壁上的水珠顺着我的手背往下淌。同桌赵小禾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说：“你脸怎么这么红。”我说没事，天气太热了。赵小禾说教室里有空调啊。我没接话，拧上瓶盖，把水杯塞进抽屉里。

周三下午来得很快。

第二节课的下课铃一响，我就开始收拾东西。数学课本，数学练习册，草稿纸，黑色水笔两支，红色水笔一支，铅笔一支，橡皮一块，尺子一把。我把它们整整齐齐地码成一摞，又觉得带得太多了，显得很刻意。我把尺子和橡皮抽出来，想了想又放了回去。

最后还是全带上了。

我提前十分钟到了那间空教室。门开着，里面没有人。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课桌椅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对面的墙上。空气里有灰尘的味道，还有粉笔灰的味道。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数学课本翻到第一单元，假装在看。

窗外是一排香樟树。九月的香樟树还绿着，叶子被风吹得翻过来，露出背面浅绿色的脉络。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课桌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我把手伸进那片光影里，看阳光在我手背上跳。

脚步声来了。

我认得这个脚步声。这三天里，每次课间有人走过走廊，我都会竖起耳朵，试图从各种嘈杂的声音里辨认出那种懒洋洋的节奏。现在它来了，由远及近，鞋底和水泥地面摩擦的声响，带着一种不急不慢的笃定。

程砚白走进空教室，手里只拿了一本数学课本。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很短，短到我觉得他只是确认了一下这个房间里确实有个人。他走到我旁边，不是正对面，是隔了一个座位的旁边，把课本扔在桌上，整个人往椅背上一靠。

“哪不会？”他说。

我说不出话。不是因为找不到不会的地方，是因为他离我太近了。近到我能闻见他身上的味道。不是洗衣液的味道，是一种更淡的东西，像冬天的空气，或者冰过的白开水。

我把练习册翻到第一单元，指了指上面用红笔圈出来的题目。那些题目我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觉得自己不应该不会，但就是不会。不是智商的问题，是基础太差。县城初中的数学老师水平有限，有些知识点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没学过。

程砚白看了一眼题目，拿起我的笔，在草稿纸上写了几行字。

他的字很好看。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楷书，是行书，笔画之间有连缀，像水在石头上流过，留下蜿蜒的痕迹。他写字的时候手腕抬得很高，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我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太久，久到他写完了我还没把目光移开。

“第一步，设未知数。”他说，“看清楚，这一步是基础。”

他讲题的时候话会稍微多一点。语速不快不慢，每个步骤都拆解得很清楚，声音压得很低，不是怕别人听见，是本来就那个音量。他的手指点在草稿纸上，在数字和符号之间移动，指尖很白。

我听进去了。

又好像没有。

我的耳朵听见了他说的每一个字，我的眼睛看见了他写的每一个算式。但这些信息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变成了一团浆糊。不是因为他讲得不好，是因为我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他身上——他说话时微微抿起的嘴唇，他低头写字时额前垂下来的碎发，他皱眉思考时眼角挤出的一道很细的纹路。

“听懂了吗？”他问。

我点头。

“那你做一遍。”

我拿起笔，在草稿纸上照着他刚才写的步骤抄了一遍。

他看了一眼。“抄我的有什么用。”

我的脸一下子烫起来。不是害羞，是那种被戳穿了的心虚。我把那张纸翻过去，重新写。这次我没有抄，我把刚才他讲的东西从脑子里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拆开，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回去。

写到第三步的时候我卡住了。

我等了很久，以为他会提醒我一下。但他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就那样看着我的草稿纸。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笔尖的位置，那种注视是有重量的，压得我的手有些发抖。

我咬着笔帽，盯着那道题看了很久。就在我以为他要放弃我了的时候，他的手伸了过来。没有碰到我，只是用指尖点了点草稿纸上的一个位置。

“这里。”他说，“刚才讲过。”

他的指尖离我的手指不到一厘米。

我看见了。那个公式刚才他写在纸上，就在这张草稿纸的左上角。我照着那个公式往下写，写到第四步又卡住了。他又伸过手来，这次点的是另一个地方。每一次他的手指都离我的手很近，近到我能感觉到他指尖的温度。我不确定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也许只是习惯，也许他给所有人讲题都是这样。

一道题，他一共点了三次。

铃响了。

四十分钟的自习课，四十分钟。他在我的草稿纸上写了五行字，点了三次手指。我把那道题做出来了，虽然过程磕磕绊绊，最后一步还是他提醒的。但我在草稿纸的右下角写了一个“解”字，然后写了“设”，然后写了一大串步骤，最后得出了一个数字。

程砚白看了一眼那个数字，说：“对了。”

就两个字。

他合上课本，站起来，说了句“下周还在这”，然后走了。我坐在空教室里，把那道题重新做了一遍，又做了一遍，又做了一遍。做到第四遍的时候，我已经不需要看草稿纸了，闭上眼睛都能默写出完整的解题步骤。

我把那张草稿纸折好，夹在数学课本的第一单元。

回到宿舍，林知意正在吃泡面，看见我进来，问我：“补课补得怎么样？”

我说还行。

“程砚白给你讲的？”她挑起一筷子泡面，“他可厉害了，入学考试数学满分。”

我嗯了一声。

林知意嗦了一口面，含混不清地说：“不过他那个人好像不太好说话，我看他都不怎么跟班上的人来往。”她顿了顿，又加了一句：“长得倒是真的好看。”

我没接话。我爬到床上，把数学课本从书包里抽出来，翻到夹着草稿纸的那一页。我把草稿纸展开，看着上面那些字。

程砚白的字，我的字，在同一张纸上，有些地方隔得很远，有些地方靠得很近，近到像两个人并肩坐在一起。

我盯着他的那五行字看了很久。

五个公式。他用十三个数字，十七个字母，还有六个运算符号，帮我把一道我不会的数学题做出来了。

我知道这毫无意义。他只是完成周老师布置的任务，换了任何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他都会写这五行字。这五行字不是写给我的，是写给那道数学题的。

但我还是把它们留下来了。

我把草稿纸重新折好，这一次折得更小，折成一个方块，塞进枕头套的夹层里。这样林知意不会看见，其他室友不会看见，我妈帮我换洗枕头套的时候也不会看见。

那天晚上我写日记。我写了很长，写了程砚白穿的那件灰色T恤，写了他在草稿纸上写字时的握笔姿势，写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写了他点的那三次手指。我写了很多，写到最后觉得每一个字都很可笑，像一个变态在记录猎物的细节。

我把那一页撕下来，揉成团，想扔掉，又舍不得。最后我把那个纸团展开，抚平折痕，夹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然后在新的纸上写了一句话。

“数学好像有点进步。继续努力。”

这样写就没那么可笑了。这样写就好像这一切只是一件公事，跟感情没有关系。

但我知道不是的。

从我在分班名册上看见“程砚白”那三个字开始，这件事就注定跟感情有关了。

我只是不敢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