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上学期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我以为高中永远不会结束。

每天早上六点二十起床，六点五十到教室早读，七点二十开始第一节课。中午十二点下课去食堂吃饭，下午两点上课，五点半下课，六点半晚自习，九点半回宿舍。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复制粘贴，像被按了重复播放键的磁带。

唯一不一样的是周三下午。

周三下午第三节，自习课，三楼空教室，程砚白。

这件事成了我整个星期的坐标。周一和周二是在等周三，周四周五是在回忆周三。周六周日在家，我把数学课本带回去，把那些他讲过的题目重新做一遍，做完了就对着课本发呆，想他下周会讲什么。

我妈发现我最近开始主动学数学了，很高兴。她不知道原因，以为我终于开窍了，知道用功了。她在饭桌上多给我夹了一块排骨，说“保持住”。我低着头吃排骨，没有看她。

十月的一个周三下午，我照例提前十分钟到了空教室。那天天气不好，从早上就开始下雨，到了下午雨不但没停，反而越下越大。窗外的香樟树被雨打得东倒西歪，叶子落了一地。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听见雨水打在玻璃上的声音，噼噼啪啪的，像有人在敲门。

程砚白迟到了两分钟。

他走进来的时候，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校服外套湿透了，贴在身上，头发也是湿的，水珠顺着他的刘海往下滴。他手里拿着一把伞，伞是收起来的，但我怀疑他根本没打，因为他身上湿得太均匀了，不像是被雨淋到的，像是站在雨里站了很久。

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迟到，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湿透了。他把伞靠在门边，拉开椅子坐下，从校服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抽了两张，随便擦了擦脸，然后翻开数学课本。

“上周讲的二次函数，再做一遍。”他说。

我说：“你衣服湿了。”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是“这不重要”。

我说：“会感冒的。”

他没理我，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二次函数的解析式，把笔推到我面前。

我开始做那道题。但我做不进去，我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他校服上的水渍正在扩大，从肩膀扩散到后背，颜色从深蓝色变成了黑色。他的嘴唇有点发白，手指也是，泛着一层不太健康的青色。

我做完那道题，把草稿纸推回去给他看。

他看了一眼，说：“第二步符号错了。”

我改过来，他又看了一眼，说：“对了。”

然后他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新的解析式，比刚才的复杂一些，多了两个参数。我盯着那个式子看了很久，没有动笔。

“怎么了？”他说。

“程砚白。”

“嗯。”

“你不冷吗？”

他看了我一眼，这次比刚才久了一些。他的眼神很奇怪，像是在打量一件他不理解的东西。然后他说了一句我没想到的话：“你没有校服外套？”

我才意识到自己只穿了一件长袖T恤。校服外套被我搭在椅背上，因为教室里有空调，我觉得热就脱了。但那件外套就在我身后，伸手就能够到。

我把外套拿下来，递给他。

他没有接。

“不用。”他说。

“你的衣服在滴水。”我说，“你穿着湿衣服会生病的。”

“我说了不用。”

他把那个新写的解析式又推过来一点，示意我赶紧做题。

我把外套放在他椅子旁边的桌上，然后转回去做题。那道题很难，我做了很久，中间他指点了两次，等我终于做出来的时候，下课铃响了。

他站起来，没有拿那件外套。

“你的衣服。”我说。

“不用。”他拿起靠在门边的伞，走出空教室。

我拿着外套追出去。走廊上空空的，他已经走到楼梯口了。我喊了一声“程砚白”，他停下来，回头看我。雨还在下，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雨水被风吹进来，在走廊的地面上聚了一小滩。

我走过去，把外套递给他。

“你拿着吧，”我说，“明天还我就行。”

他看着我，大概有两三秒。他的眼睛真的很黑，在走廊昏暗的光线下几乎看不出瞳仁和瞳孔的分界，就是两团浓得化不开的墨色。

他伸手接过了外套。

“谢了。”他说。

然后他转身下楼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消失在楼梯拐角。风吹过来，打在我身上，我打了一个哆嗦。我才意识到自己把外套给了他，身上只剩一件单薄的T恤。十月的南城虽然不算冷，但下雨天还是有点凉的。

我抱着自己的胳膊，走回教室。

那天晚上回宿舍，林知意问我校服外套呢。我说借给同学了。她问谁，我说你不认识。她哦了一声，没再问了。

我躺到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林知意在听歌，耳机漏出来的声音很小，听不清在唱什么。外面的雨还在下，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发出一种持续不断的、让人安静的白噪音。

我想起程砚白接过外套时的表情。他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只有一瞬间，但那种触感留下来了——凉的，很凉，像摸到了冬天的铁栏杆。

他的手指那么凉，是因为淋了太久的雨。

他为什么淋雨？明明有伞。

我没有问。我不敢问。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每周三下午被他辅导数学的人，一个连二次函数符号都会弄错的笨学生。我没有资格问他为什么淋雨，没有资格问他为什么不穿外套，没有资格问他开学典礼那天为什么哭。

可是我想知道。

我很想很想。

第二天早上，我到教室的时候，校服外套已经叠好了，放在我的课桌上。叠得很整齐，是那种军训时教官教过的叠法，四四方方的，像一块豆腐。外套上面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了两个字：谢谢。

是程砚白的字。

我认得他的字。那些笔画之间的连缀，那些干净利落的收笔，和他写在草稿纸上的公式符号一模一样。我拿起那张纸条，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条对折，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小方块，塞进笔袋最里层的夹层里。

那天早读课我一个字都没有背。我把笔袋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手指伸进夹层里摸那个小纸块，确认它还在。

它当然在。

但我总怕它不见了。

后来我在一篇小说里看到一句话：喜欢一个人就是从那天起，你开始怕很多东西。怕他不开心，怕他淋雨，怕他生病，怕他忘记你，怕他从来没有记住过你。

我想，我大概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程砚白的。

不是开学典礼那天，不是他讲台上说“程砚白”那三个字的时候，不是他在空教室里给我讲题的时候，也不是昨晚在走廊上他把外套接过去的时候。是今天早上，我看见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校服外套和那张写着“谢谢”的纸条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一个人喜欢你，和你喜欢一个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个人喜欢你会让你觉得全世界都在发光。你喜欢一个人，是你自己变成了光，但他看不见。

那个周三之后，又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我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年级排名从入学时的八十七名掉到了一百二十三。数学成绩比开学时好了，但其他科目退步了。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她说了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吧”，挂了。

第二件，程砚白在月考中拿了年级第一。

其实这不算是“发生”的事，因为所有人都在说这件事。课间有人在走廊上讨论，食堂里有人在排队时议论，连林知意都跟我说了一句“你们班那个程砚白真的好厉害”。

年级第一。理科第一名。总分比我高了一百六十多分。

我把成绩单看了很多遍。程砚白三个字在最上面一行，名字后面的数字像一道墙，把我和他隔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他在墙的那一边，光芒万丈，我在墙的这一边，被我妈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周老师在班会上表扬了程砚白，说他是全年级的学习榜样，让大家向他看齐。程砚白坐在最后一排，低着头在翻一本课外书，好像周老师说的那个人不是他。表扬结束的时候，全班都在鼓掌，他也鼓了两下，然后把书翻到下一页。

我坐在第四排，鼓掌鼓得很用力，掌心都拍红了。

林知意问我鼓掌鼓那么用力干嘛。

我说高兴。

她说又不是你考了年级第一，你高兴个什么劲。

我没有回答。

是啊，又不是我考了年级第一，我高兴什么呢。

可是喜欢一个人，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好了，你就高兴。他不好了，你就难过。你的情绪不再完全属于你自己，有一部分被抽走了，挂在另一个人身上，他动一下，你的心就跟着晃一下。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他那么亮，我的光连他脚下都照不到。”

写完之后我盯着那行字，觉得太矫情了。但我没有撕掉，而是在下面又写了一行。

“那也没关系。”

我在说谎。

有关系。

关系很大。

大到我整个高一都在做一件蠢事——追他的光，追到把自己的影子都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