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的日子就像南城的夏天，漫长、黏腻、怎么也过不完。但当你真正回头看的时候，又觉得它短得不像话。

期末考试结束那天，周老师在班会上宣布了一件所有人都知道迟早会来、但真的来了还是让人措手不及的事——文理分科。

“理科班保留一到四班，文科班五到八班。”周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分科意向表，“你们有一周时间考虑，下学期开学直接进新班级。”

教室里嗡嗡嗡地响起来，所有人都在转头跟身边的人商量。选文还是选理，这是高中阶段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选择。选错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

我坐在第四排，没有转头。

因为我早就知道答案了。

程砚白选理。这件事不需要确认，他数学物理都是年级第一，不可能选文。林知意也选理，她虽然是我闺蜜，但她从初中开始就偏科严重，物理比历史好得多，选文才是疯了。

所有人都选理。

只有我一个人选文。

我的理科成绩不算差，经过程砚白半个学期的辅导，数学已经从及格线边缘爬到了中上游。但我知道那不是因为我开窍了，是因为我想在每周三下午看见他。现在分科了，周三下午的补课自然也就没了。我没有理由再学理科了。

我的文科从初中开始就比理科好。语文英语不用费什么劲就能考高分，历史政治背一背也能拿不错的成绩。我妈打电话来问我选什么，我说选文。她沉默了两秒，说了一句“你自己想清楚”，然后挂了。她大概觉得我选文是因为理科太难我学不会。她没有问过我真正的原因，我也不会说。

分科意向表交上去的那天，我在走廊上遇见了程砚白。

说是遇见，其实是我故意的。我知道他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会去教学楼后面的开水房打水，我算好了时间，在那里等了三分钟。

他从开水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保温杯。看见我站在走廊上，他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程砚白。”我叫住了他。

他停下来，回头看我。

“你选理对吧？”我问。

“嗯。”

“那以后周三的补课……”我说。

“应该不用了。”他说，“分科之后数学难度不一样，你去找文科班的老师吧。”

我说好。

他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手里还攥着那张已经被我揉皱的分科意向表，上面“文科”两个字被我描了很多遍，描到那个“文”字比旁边的字粗了一圈。

这就是我和程砚白之间最后的对话。高一这一年，我们说话的总次数大概不超过二十次，总字数不超过五百字。其中大部分是他给我讲数学题时的“嗯”“对”“这里错了”。真正算得上“对话”的，也就这么几次。

我以为分科之后一切就会结束。我的暗恋会像所有无疾而终的青春期冲动一样，被时间和距离冲刷干净，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可以被一笑置之的回忆。

但我错了。

分科之后，暗恋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变本加厉了。

高二开学第一天，我走进文科五班的教室，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教室在教学楼三楼，跟理科一班隔了一个连廊。连廊大概五十米长，两边是玻璃窗，晴天的时候阳光会把整条走廊照得通透，像一条光的隧道。

从那一天起，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天课间，我都会去那条连廊上站一会儿。不是每节课间都去，那样太刻意了。但上午第二节课后的大课间有二十分钟，我一定会去。下午第一节课后也有十分钟，我也会去。

因为从连廊的窗户看过去，正好能看见理科一班的教室后门。

如果运气好，我能看见程砚白从后门走出来。有时候是去上厕所，有时候是去小卖部，有时候只是站在走廊上伸个懒腰。他伸懒腰的时候会把手臂举过头顶，整个人往上拉伸，校服的下摆从裤腰里扯出来一截，露出一小片腰。看见那片腰的时候我会把目光迅速移开，像做贼一样。

我就是在做贼。偷看他，偷窥他的生活，把他每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偷过来，藏进我的脑子里，在睡不着的时候翻出来反复播放。

林知意有一次在连廊上逮到了我。她从理科一班的教室跑出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在这干嘛呢？”

我说：“透气。”

她说：“你文科班在那边，透气跑这么远？”

我说：“这边风景好。”

林知意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大概猜到了什么，但她没有问。她只是说：“走吧，陪我去小卖部。”

我跟她走了。临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理科一班的教室后门，程砚白不在那里。

九月的一个周三下午，没有课。我拿着数学课本去图书馆自习。

南城一中的图书馆在教学楼后面，一栋三层的旧楼，一楼是借阅室，二楼是阅览室，三楼是自习室。我去的时候自习室已经坐了很多人，我转了一圈，在最里面的角落找到了一个空位。

我坐下来，翻开数学课本。

然后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里，辅助线画错了。”

我的后背一下子绷直了。那个声音，那个懒洋洋的、压得很低的、带着一点不耐烦的声音。我听了一年，每周三下午都在听，不可能认错。

我转过头。

程砚白坐在我后面隔了两排的位置上。他面前摊着一本物理竞赛题集，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跟旁边的一个男生讲题。那个男生我不认识，大概是他理科班的新同学。

他没有看见我。他低着头在草稿纸上画图，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肩膀上，把他的白T恤照得有些刺眼。

我转回头，盯着面前的数学课本。

一道题都看不进去。

此后我开始频繁地去图书馆。不是因为爱学习，是因为我知道程砚白也去。每周三下午，每周五下午，他都会去图书馆三楼自习室，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最里面靠窗，左手边是墙，右手边是过道，后面没有人。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那个位置。也许是因为安静，也许是因为光线好，也许只是习惯。但我知道那个位置很好观察，从我的角度可以看见他的侧脸，而他如果不刻意转头，不会看见我。

我就坐在他斜后方隔了两排的位置上。那个位置能看见他的侧脸和他翻书的手，但不会被他注意到。

我开始研究他的习惯。他自习的时候喜欢转笔，用中指和无名指夹着笔杆转一圈，再转回来。他转得很熟练，笔在他手指间像是活的，永远不会掉。他看书看累了会摘下眼镜——我一直不知道他戴眼镜，因为他平时不戴，只有看书的时候才戴。那副眼镜是银色的细框，戴在他脸上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柔和了一些，不像平时那么冷了。

他喝水的时候会仰头，喉结上下滚动一下。他写题写烦了会把笔放下，整个人往后一靠，闭一会儿眼睛。他闭眼的时候睫毛很长，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我记下了这些。每一个细节都记下了。

不是刻意去记的，是你的眼睛在看向一个人的时候，会自动把这些东西存进内存里，清不掉也删不掉。

十月的一天，林知意约我吃饭。我们去了学校门口的兰州拉面，她吃牛肉面，我吃蛋炒饭。吃到一半她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说：“沈栀，你是不是喜欢程砚白？”

我手里的勺子停在半空中。

“你跑去连廊透气，跑去图书馆自习，还问我是不是喜欢程砚白？”林知意的声音不大，但她每个字都说得很重，“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没有说话。

“你说实话。”她说。

我放下勺子，看着面前的蛋炒饭。米饭粒粒分明，葱花切得很碎，鸡蛋炒得有点焦了，边上一圈深褐色的焦边。

“是。”我说。

那个字说出来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害怕，是一种如释重负的颤抖。像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胸腔里空荡荡的，说不清是轻松还是更沉重了。

林知意叹了口气。“你打算怎么办？”

“不怎么办。”我说。

“不表白？”

“表白什么。”我把碗里最后一粒米扒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他又不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你？”

我看了林知意一眼。她的表情很认真，不像是在安慰我或者敷衍我。她是真的在问我，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你。

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大概很难看，因为林知意看见之后眉头皱了一下。

“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一定记得住。”我说。

这句话我说得很平静，平静到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冷漠。但我说的是事实。程砚白每周三给我讲了一个学期的数学题，每次见面他叫我“你”，从来不叫名字。也许他知道我叫沈栀，也许不知道。但就算知道，这个名字对他来说也只是一个符号，和“同桌”“前桌”“那个谁”没有区别。

林知意沉默了很久。久到拉面凉了，久到店里的顾客换了一拨又一拨。

“那你就这样一直喜欢下去？”她终于开口了。

“嗯。”

“万一他哪天和姜晚棠在一起了呢？”

我付了钱，站起来，把校服拉链拉到最上面。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那天晚上我写日记，写得很短。

“林知意知道了。她问我喜欢程砚白怎么办。我说不怎么办。她说万一他和姜晚棠在一起了呢。我说到时候再说。其实我没有说出口的后半句是：就算他和姜晚棠在一起了，我也还是会喜欢他。这件事跟他在不在谁身边没有关系。喜欢一个人是我自己的事，跟他没有关系。”

写完这行字之后我合上日记本，把它塞到枕头底下。

枕头底下已经有很多东西了。程砚白写过的那张“谢谢”纸条，夹着公式符号的草稿纸，还有那瓶早就不能喝的农夫山泉。这些东西都塞在枕头套的夹层里，被压得扁扁的，像一枚枚枯萎的标本。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闻到了洗衣液的味道。不是程砚白身上那种像冬天的冷水的味道，是我自己的洗衣液，超市里最便宜的那种，闻起来像假花。

我闭上眼睛。

明天又是周三。我会去图书馆三楼自习室，坐在斜后方隔了两排的位置上，看他转笔，看他喝水，看他闭眼时睫毛投下的阴影。

他不会知道我在看他。

他什么都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