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一日那天，我去了南城最老的那条街。

那条街在城南，离学校坐公交车要四十分钟。街两边全是卖布料和毛线的小店，门口挂着成卷的棉布、丝绸和各式各样的纱线，在风里微微飘动，像一面面褪了色的旗。我妈以前带我来过这里，她买过一种深蓝色的棉线给我织过一件背心，穿了两年的冬天，领口洗得发白了还在穿。后来那件背心被我收进了衣柜最里面，压在一摞旧衣服底下，再也翻不出来了。

我走进一家店面最小的毛线店。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织毛衣，头都没抬，只说了句“随便看”。货架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毛线球，每一种颜色叠成一摞，从浅到深排列。红色系占了整整两排，从粉白到酒红，在日光灯下泛着绒毛的光泽。蓝色系也有两排，深蓝浅蓝雾霾蓝，像把天和海的渐变色搬了进来。

我的手指从那些毛线球上面滑过去。触感茸茸的，有一点点扎手，是那种摸久了会暖的材质。红色的太张扬，蓝色的太刻意，黑色的太沉闷。我挑了很久，久到老板娘抬头看了我一眼，大概以为我只是来摸一摸不打算买的。

最后我挑了一团灰色的线。灰得刚刚好，不是那种脏兮兮的灰，是雾的那种灰，阴天的天空那种灰，干净、安静，不会让人注意又不会让人忽略。老板娘说这叫“烟灰”，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颜色。我问多少钱，她说十五。十五块钱一团，织一条围巾大概需要三团。四十五块钱，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

我买了三团，把袋子攥在手里走出店门的时候，觉得手心出汗了。

织围巾这件事是我妈教我的。初一那年寒假下了很久的雨，出不了门，我妈说不如我教你织点东西吧。她用两根竹签和一团深蓝色的线，起好头，然后一针一针地示范给我看。上针、下针、加针、减针，手指缠绕的动作要均匀，力度要一致，否则织出来宽窄不匀，像一条生了病的蛇。

我练了很久。第一周拆了织织了拆，一条围巾从起头到收尾重复了四五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毛病。线被我揉得发毛了，有的地方起了球，看起来旧旧的。我把那些失败的成品拆掉，重新绕成线团，继续织。到第三周的时候手指终于记住了那个节奏，针和线在手指之间开始变得顺畅了，不需要低头看每一针落的位置，凭触觉也能知道下一针该从哪里穿过去。

每天晚上做完作业之后，我就趴在书桌上织围巾。台灯开着，光线聚在我手边那一小片区域，灰色的线在灯光下有一层细细的绒光。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平针，不加花，不换色。我设想过复杂的花样，但那样太明显了，一看就知道是费了心思的。平针最普通，普通到像商店里随手买来的，普通到不会让收到的人多想。

十一月四日，围巾织到了三分之二。那天晚上我织到很晚，室友们都睡了，只有我的台灯还亮着。林知意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你还没睡啊”，我说马上。她说你在干嘛呢，我说织东西。她没再问了，翻身继续睡。

我把最后几针织完的时候是十一月六日晚上。围巾的长度刚好一米六，宽度一掌，收针的时候我收得很小心，怕收紧了围巾两头翘起来。最后一针完成的时候，我把围巾展开，在台灯下仔仔细细地看了很久。针脚还算均匀，虽然比不上机器织的那么整齐，但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了。灰色的线在光线下柔软地垂着，没有起球，没有漏针，干干净净的一条。

我把围巾叠好，叠得四四方方的，放进一个白色纸袋里。纸袋是我在学校门口文具店买的，三块钱，纯白色，什么都没有印。我在纸袋外面看了又看，确定没有任何标记能让人联想到我，然后把纸袋塞进书包最里层。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睡不着。明天就是十一月七日了，程砚白的生日。围巾已经织好了，纸袋已经装好了，剩下的就是把它放进他的书桌里。我知道他的座位在哪，最后一排靠窗，他的书桌每天晚自习结束之后从来不锁，因为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只要在那之后、第二天早读课之前走进去，把纸袋放进去，就可以了。

我的心跳得很快，快到我用手按住胸口都没用。

十一月七日，周四。

那天早上我到得比平时早。六点二十，教室里只有两个人在扫地。程砚白还没来，他的座位空着，椅子推进桌子底下，桌面上什么都没有。我走过去的时候脚步很轻，轻到我自己都听不见。我把纸袋放进他的书桌里，纸袋不大，正好塞得进去。手伸进去的时候碰到了他放在书桌里的一本书，书皮是软的，摸上去微微发凉。我缩回手，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

坐下来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在抖。我盯着那双手看了很久，指甲缝里还残留着织围巾时蹭到的灰色线绒，细碎的，像灰尘一样嵌在指甲边缘。

早读课开始的时候程砚白来了。他走进教室，背着书包，脸上没什么表情。他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来，把书包放在桌上，然后打开书桌拿课本。我看见他的手伸进去，碰到那个纸袋。他低头看了一眼，停顿了一秒，然后继续把课本拿了出来。他没有打开纸袋，只是把它往书桌里面推了推，然后开始早读了。

整个上午我都在观察他。课间的时候他出去了几次，每次回来都没有碰那个纸袋。第三节课间的时候纸袋还在书桌里，第四节课间还在。他好像完全忘了书桌里有一样东西。或者他记得，但不急着看。

下午第一节体育课，我们班和理科一班同时在操场上。男生打篮球，女生练排球。我站在排球场上，眼睛一直往篮球场那边飘。程砚白穿着一件深灰色卫衣，袖子卷到小臂，运球的时候手指很灵活，投篮的弧度很高。他投了一个三分球，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空心入网。旁边有人叫好，他没有回应，转身回去防守了。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在篮球场上拉得很长。我看了太久，久到排球飞过来砸在我胳膊上。

“沈栀！”体育老师在喊我，“发什么呆！”

我说对不起，然后低头捡球。胳膊上被排球砸到的地方红了一块，我用手按了按，有点疼。

体育课结束之后程砚白从篮球场直接回了教室。我跟在他后面隔了十几米，看着他走进教学楼，走上楼梯，拐进走廊。我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他正坐在座位上，手里拿着那个白色纸袋。

他打开了。

他在看那条围巾。他把它从纸袋里抽出来，展开了一部分，灰色的毛线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柔和的光。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叠回去，放回纸袋里，塞进了书桌最里面。

整个过程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没有惊讶，没有疑惑，没有好奇。我看不出他是喜欢还是无所谓，是注意到了还是没有。他就那样把它放好了，然后开始上课。

晚自习结束的时候，我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经过最后一排的时候我往他的书桌里看了一眼，纸袋不在了。他带走了。

我走出教学楼，十一月的夜风吹过来，校服的领口灌满了风，凉飕飕的。我缩了缩脖子，把领口竖起来。操场上的灯已经灭了，只有路灯还亮着，昏黄色的光，把路面照得模模糊糊的。我走在那些灯光底下，影子被拉得很长，又缩短，又拉长。我在心里把那句话反复了十遍、二十遍——他收到了。他带回去了。他不知道是我送的。这很好。这最好。

第二天早上我到教室的时候，看见了一件让我整个人僵在原地的事情。

姜晚棠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

她走进教室的时候笑着，跟旁边的女生说着什么。那条围巾围在她的脖子上，围得很随意，一端搭在左肩上，一端垂到胸前。灰色的毛线衬着她白色的校服，好看得让人移不开眼。

我站在原地没动。手抓着书包带子，手指攥得发白。

那条围巾我认出来了。起头的地方有一针稍微紧了一些，所以左端比右端窄了半厘米左右。收尾的时候我多打了一个结，怕散开，那个结很小，不仔细看发现不了。这些细节是我亲手做的，每一针都在我的手指之间经过。

现在它围在姜晚棠的脖子上。

她跟程砚白一起走进来的。两个人并肩走，姜晚棠边走边转头跟他说什么，程砚白低着头听，偶尔点一下。走到座位旁边的时候姜晚棠拉了拉围巾的一端，把它裹得更紧了，冬天早晨的冷气还挂在她睫毛上，她眨了一下眼，睫毛上的水汽散了。

我低下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书包放在桌上，拉链没拉开，我没有拿书出来。同桌赵小禾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她说你脸色不好，我说大概没睡好。

第一节课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老师在黑板上写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的眼睛盯着前面某个点，那个点在什么位置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是能看见姜晚棠背影的地方。她坐在第五排靠窗，我能看见她的后脑勺，还有那条围巾的末端，垂在椅背外面，像一条灰色的尾巴。

第二节课间的时候我去了厕所。洗手的时候我打开水龙头让冷水冲手背，冲了很久，冲到皮肤发红了才关上。镜子里的我脸色发白，眼睛下面有一层淡淡的青灰色。我把水拍在脸上，冷的，激得我一个哆嗦。然后我擦了擦脸，回到教室。

午休的时候我没有去吃饭。教室里人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两三个趴在桌上补觉的。我走到最后一排，程砚白的座位空着。我站在他的座位旁边，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桌面。他又新买了一本书放在上面，书名叫《了不起的盖茨比》，大概是他最近在看的。

我的手伸进他的书桌里，摸了一下。

里面是空的。围巾不在，纸袋不在，什么都没有。他带回去之后没有放回来。那条围巾现在在姜晚棠的脖子上，这件事我想了一整个上午都想不通。程砚白把那条匿名送的围巾给了姜晚棠？姜晚棠自己也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只是巧合？

每一种可能性都不比另一种更合理。我坐在他的位置上，背靠着他的椅背，脚放在他的课桌下面。椅子是硬的，坐久了尾骨疼。桌面上有一道划痕，不知道是他留下的还是上一届的人留下的。外面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桌面上，把那道划痕照得很清楚。

我在他的座位上坐了一整个午休。没有人进来，没有人看见我。外面操场上有人在打羽毛球，球拍击打羽毛球的声响一下一下的，清脆又短促。那个声音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在我的耳边响了很久。

下午上课的时候我经过姜晚棠的座位，她的围巾搭在椅背上，灰色的，软软地垂着。经过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味道，洗衣液的香味，浅浅的，不是毛线本身的味道。

那是程砚白身上的味道。干净得像冬天的冷水一样的那种味道。我以前在空教室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闻到过，后来再也没有忘记过。

那条围巾被他洗过了。

他把那条围巾洗过了，才给了姜晚棠。还是说那条围巾本来就是姜晚棠的，只是一模一样的线，一模一样的针法，一模一样的那半厘米误差？

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

那天放学之后我去了校门口的垃圾桶旁边。那封我原本打算跟围巾一起放进他书桌里的信被我攥在手心里，攥了整整一天，信纸被我手心出的汗浸湿了一角，字迹晕开了，模糊成一片灰色的水渍。信封上我写了他的名字，“程砚白收”四个字，用我很认真很认真的字迹写的。

我把那封信撕了。

撕成很细很细的碎片，比指甲盖还小的那种。撒进垃圾桶的时候那些碎片飘了一会儿才落下去，白色的纸片混在黑色的垃圾袋里，很快就找不到了。

撕完信之后我站了一会儿。十一月傍晚的风吹过来，吹在我脸上，干燥的，冷的。我把手插进校服口袋里，摸到口袋内衬上有一根毛线。灰色的，很短的一截，大概是我织围巾的时候蹭上去的，一直没发现。

我用指尖把那根毛线捻起来，捻了很久，捻成一个小小的灰团，然后也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晚上写日记的时候我没有提围巾的事。我把日记本翻开，在第一行写上日期，然后停住了。笔尖抵在纸上，墨洇出一个小小的黑点。

我合上日记本，没有写。

我不想写，不想再回忆一遍今天看到的一切。那条围巾围在姜晚棠脖子上的样子，她笑着走进教室的样子，程砚白走在她身边的样子，他们并肩的样子。这些画面像刀子一样，每一个画面割一刀，不深，但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

我把日记本塞回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已经塞了很多东西了，但今天我不想碰它们。

我闭上眼。

闭上眼之后那些画面还在，它们贴在我的眼皮内侧，像投影仪打在白墙上的影像，怎么眨都眨不掉。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被体温捂得温热，贴着脸颊的时候像一个拥抱。

那个拥抱是我给自己唯一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