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下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

不再刻意去连廊。

不去图书馆三楼的自习室，不在课间经过理科一班的走廊，不去开水房附近转悠。把所有“偶遇”的可能性全部掐断。我告诉自己，如果老天爷要让我遇见他，不用我费这些心思也会遇见。如果遇不见，那就是命。

这个规矩坚持了三天。

第四天的大课间，我又站在了连廊上。

窗户开着，风从外面灌进来，吹得走廊尽头的公告栏哗哗作响。理科一班的后门开着半扇，我能看见里面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程砚白不在座位上。他的课桌上摊着一本书，书页被风吹得翻动，像是有人在翻阅，又像是没有人。

我在连廊上站了五分钟，没有看见他。

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开水房，我停下脚步。开水房的门是磨砂玻璃的，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我站在门口假装系鞋带，蹲下来，眼睛往门缝里瞄了一眼。有人，但不是他。我站起来，鞋带根本没散，旁边经过的一个女生看了我一眼，我假装没看见，快步走了。

这就是我的暗恋。不是电影里那种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的、让人心碎又让人羡慕的暗恋。是做贼一样的、偷偷摸摸的、自己都觉得丢人的暗恋。

三月中旬，南城开始下雨。

南城的春雨跟别处不一样。不是那种诗意的、润物细无声的小雨，是那种毫无征兆地砸下来、砸得人无处可躲的暴雨。上午还出着太阳，下午天就黑了，雷声从远处滚过来，像有人在天上推一个大铁球。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历史课。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的天越来越暗，到后来教室里开了灯，日光灯照在历史课本上，把那些黑白照片照得发白。老师在讲辛亥革命的意义，我在笔记本上乱写。写的是程砚白的名字，写了又涂掉，涂了又写，写到那个“白”字的最后一笔总是拖得很长，像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

下课铃响的时候，雨已经下了一个小时了。

我站在教学楼门口，看着外面的雨幕。从教学楼到女生公寓要经过操场，操场没有遮雨棚，跑过去的话整个人都会湿透。很多人站在门口等雨停，也有人把书包顶在头上冲了出去。

我没有伞。不是没带，是根本就没买。我来南城一中的时候带了一把伞，蓝色的折叠伞，用过一次就坏了，伞骨断了两根，撑起来像一个受伤的鸟。后来我一直没买新的，因为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次的雨不会下太久。

我站在门口等了十分钟，雨不但没小，反而更大了。

然后我看见程砚白从教学楼里面走出来。

他也没带伞。他把校服外套脱下来，顶在头上，准备冲进雨里。冲出去之前他停了一下，转头看了一眼门口挤着的人。他的目光扫过我，没有停留，像扫过一块石头、一棵树、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

然后他冲进了雨里。

他跑得很快，校服在头顶上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黑色的帆。雨水从他的肩膀上溅起来，在灰色的天幕下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弧线。他跑过操场，跑过篮球场，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女生公寓旁边的拐角处。

女生公寓。他住的男生公寓在女生公寓后面，要经过女生公寓才能到。

我忽然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书包抱在怀里，冲进了雨里。

雨比我以为的还要大。刚跑出去三步，头发就湿透了，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流进眼睛里，模糊了视线。我顾不上擦，拼命往前跑。操场的跑道被雨水泡软了，跑起来泥水溅到裤腿上，校服裤子湿了半截，贴在腿上又冷又重。

我不是在追他。我知道我追不上他，他跑得比我快太多。我只是想和他淋同一场雨。这很蠢，我知道。但十七岁的我就是这么蠢，蠢到觉得淋一场雨就是和他有了一种隐秘的联系，蠢到觉得雨水打在我身上的同时也在打在他身上，这就够了。

跑到女生公寓门口的时候，我已经浑身湿透了。

林知意从公寓里面冲出来，手里拿着一把伞，看见我浑身滴水地站在门口，眼睛瞪得溜圆。

“你没带伞？”

“忘了。”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忘了？”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这么大的雨你跟我说忘了？”

我把书包从怀里放下来，书包湿了一半，里面的课本不知道有没有进水。我打开书包翻了翻，数学课本的封面上全是水渍，软塌塌的，像一块抹布。

“你赶紧上去换衣服。”林知意把我往公寓里面推，“你这样要感冒的。”

我被她推着上了楼。换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脚趾泡得发白，脚底板被鞋子磨出了两个水泡，一个破了，一个没破。破了的那个往外渗水，跟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那天晚上我发了低烧。不高，三十七度八，但整个人晕乎乎的，像踩在棉花上。林知意给我倒了热水，又去医务室买了退烧药，回来的时候药袋子都淋湿了。

“你下次能不能带伞？”她把药递给我，语气不像关心，更像质问。

我说好。

“你是真的忘了带伞，还是故意的？”她忽然问。

我正要吃药，手停在半空中。白色药片躺在我的手心里，被灯光照得反光，像一枚小小的纽扣。

“什么故意的？”

“你别装了。”林知意坐在我的床边，压低声音，“你是不是看见程砚白在淋雨，所以你也淋？”

我没有说话。

“沈栀。”她叫我的名字，叫得很重，“你这样有意思吗？他根本不知道你淋了雨，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在意的。”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

可我就是忍不住。在那一刻，在我看见他冲进雨里的那一刻，我的身体比我的脑子先做出了反应。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雨里了。这跟理不理性没关系，跟值不值得也没关系。就像你看见一个人往悬崖下面跳，你不会先算一下悬崖有多深再决定要不要伸手。你就是会伸手，因为那是本能。

喜欢一个人到了某种程度，就变成了本能。不需要想，不需要权衡，不需要计算得失。你甚至不需要他知道。你只是在做一件让你自己觉得离他近了一点的事情，哪怕这种“近”只是你一厢情愿的幻觉。

“我知道。”我说。然后我把药吃了，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盖上被子。

药片卡在喉咙里，苦味从喉咙往口腔里返，我咽了两口唾沫才压下去。

四月，学校组织春游。

说是春游，其实就是去城郊的一个湿地公园走一圈。早上八点出发，下午四点回来，中间自由活动。周老师说这是为了缓解学习压力，我觉得他只是不想上课。

大巴车在校门口等着。每班一辆，文科五班和理科一班共用一辆车，因为路程短，学校没租那么多车。我上车的时候，车上已经坐了大半的人。林知意提前给我占了座，在倒数第五排靠窗。我坐下，把书包放在腿上，准备戴耳机听歌。

然后程砚白上车了。

他背着黑色的双肩包，穿着白色T恤和深色运动裤，头发比之前长了一些，刘海快要遮住眼睛。他上车的时候扫了一眼车厢，然后径直往后面走。

他在倒数第二排坐下了。

倒数第二排，靠窗。我的斜后方。

我把耳机摘下来，塞进口袋里。

全程四十分钟的车程，我没有听歌，没有睡觉，没有跟林知意说话。我把头转向窗外，看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心里想的全是我后面那个人的呼吸声。他有没有在看我，他在做什么，他是不是在睡觉，他有没有注意到我。

我不敢回头。

到了湿地公园，大家散了。林知意拉着我去拍照，我配合她拍了几张，笑得很难看。林知意说你笑得好假，我说太阳太晒了，睁不开眼睛。

中午自由活动的时候，我看见程砚白和姜晚棠坐在湖边的一棵大树下。

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

姜晚棠从书包里拿出两个饭团，递给程砚白一个。程砚白接过去，没有马上吃，拿在手里看了看。姜晚棠笑了，用手指了指饭团，好像在介绍里面包了什么。程砚白听她说完，咬了一口，点了下头，大概是在说好吃。

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们身上，斑斑驳驳的。湖面上有风，把姜晚棠的长发吹起来，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侧头对程砚白笑了一下。

那个画面太美了。美到我在远处看着，心里涌上来的不是嫉妒，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东西。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不是溅起水花，是直接沉到底，沉到连声音都听不见。

我转身走了。

走到一个他们看不见我的地方，我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

有人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是林知意。

“你又怎么了？”

“没事。蹲着系鞋带。”

“你穿的是凉鞋。”

我低头看了一眼，果然，凉鞋，没有鞋带。

林知意在我旁边蹲下来，没有拆穿我。我们两个人并排蹲着，像两只蹲在墙头的鸟。她看着前面的湖面，我看着地上的蚂蚁。蚂蚁排成一队，搬着一块比它们自己大好多的饼干屑，往草丛里走。

“沈栀。”她说。

“嗯。”

“你想过跟他说吗？”

“没有。”

“为什么？”

“说有什么用。”

“也许说了就有用呢。”

“也许说了连现在这样都没有了。”我把头抬起来，看着湖面上的光，光碎成一片一片的，像打碎的镜子，“现在这样至少我还能远远地看着他。说出来，他拒绝了，我连看的资格都没有了。”

林知意没有接话。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把手伸给我。“走吧，那边有卖烤肠的，我请你。”

我握住她的手，站了起来。膝盖蹲麻了，差点又跪下去，她拉了我一把。

那天的烤肠很好吃，外皮焦脆，咬开来滋滋冒油。我吃了两根，林知意吃了三根。吃完之后她抹了抹嘴说，男人不如烤肠。我说对。

我说对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如果程砚白是一根烤肠该多好。那我就可以花两块钱买下来，几口吃掉，一了百了。

可惜他不是。

他是一棵长在很高很远地方的树。我只能站在树下仰头看，看他的枝叶伸向天空，看他被风吹得沙沙响，看他的影子在阳光下一点一点移动。我伸出手，连他的叶子都够不到。

我能做的只是站在原地，不让自己倒下。

春游回来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开始学习。

不是随便学学，是真的拼命学。不是为了我妈，不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是为了程砚白。

我知道他要去北京。他上学期在班上说过，他想考北京的大学，具体哪一所还没定，但一定是北京。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去北京，也许是因为北京有最好的大学，也许是因为他想离家远一点，也许没有为什么。

总之他要去北京。

我也要去。

以我现在的成绩，考北京的大学是天方夜谭。南城一中每年能考上北京那几所重点大学的文科生不超过十个，我现在排在年级三十名左右，离那个门槛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但我不在乎距离有多长。我只在乎方向对不对。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晚上多学一个小时。晚自习九点半结束，我会在教室里待到十点半，等保安来赶人再走。周末不回家了，留在学校自习。食堂周末只开两个窗口，菜色很差，我不在乎。

我开始做一件事。我把程砚白的名字写在便利贴上，贴在我的台灯底座上。每天晚自习结束回到宿舍，打开台灯继续学习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他的名字。那个名字像一根针，扎在我懈怠的神经上。每次我想偷懒，想早点睡觉，想看一会儿手机，它就会扎我一下。不疼，但足够让人清醒。

林知意发现了那张便利贴。她没有说什么，只是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心疼，有无奈，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后来她也在自己的台灯上贴了一张便利贴，写的是“清华”。她笑着说，咱们一起努力。

我在那张便利贴上看见了自己。不是看见了林知意的目标，是看见了被一个人推着向前走的感觉。她想去清华，是因为那是她的梦想。我想去北京，是因为那是他的方向。

这不一样。

但我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