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宝宝那一袋有十片，我没有一次用完。

第一片我贴在了宿舍床头。撕开包装的时候有一股淡淡的铁粉味，不浓，像生锈的水龙头刚打开时流出来的那种味道。贴在内侧贴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温的，我舍不得扔，又贴了一整天，直到晚上回宿舍的时候已经彻底凉了，我才揭下来扔掉。

第二片我贴在了课桌抽屉里。每天把手伸进去拿课本的时候，能摸到那片暖烘烘的纸片。南城的十二月虽然冷，但教室里空调开着，其实用不上暖宝宝。可我就是想贴。抽屉里那片暖宝宝的存在感很低，你感觉不到它，手伸进去才碰到，碰到的时候会想起他递过来那袋暖宝宝时的样子。他说“天冷”，说“拿着用”，然后把东西放进我手里。那双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手，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剩下的八片我一直没舍得用。放在床头柜抽屉里，和那个铁皮盒子放在一起。盒子里面装着那些旧东西，纸条、硬币、没用过的笔，现在又多了一袋拆封过的暖宝宝。我关上抽屉的时候想，这个盒子已经快装满了。装满了怎么办？再买一个新的盒子。就这么简单。

十二月底，元旦汇演又要开始了。

高二的元旦汇演不像高一那样全校所有人必须参加，高三不参加，高一和高二自愿。我本来不想去的。元旦汇演这四个字对我有某种很不好的记忆。去年的汇演，程砚白和姜晚棠一起唱《遇见》，我坐在第四排掉眼泪。那晚他偏头看她那一眼，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那种画面看过一次就够了，不需要再看第二次。

但林知意非拉我去。她说今年没有程砚白了，他已经不参加这种活动了，你怕什么。我说我没怕。她说那你跟我去。我说了三个不去，她还是把我拖去了。

礼堂还是那个礼堂，舞台还是那个舞台，连灯光的效果都跟去年差不多。我坐在中后排靠边的位置，林知意坐在我旁边，吃着一袋薯片，嚼得咔咔响。台上的节目换了一个又一个，唱歌跳舞小品，有一个班演了小品特别好笑，全场都在笑，我也笑了。笑着笑着我忽然觉得，今年确实跟去年不一样了。去年我在掉眼泪，今年我在笑。这大概就是变化。虽然我还是喜欢程砚白，但我已经不会为了他和姜晚棠站在一起就哭了。或者说，我已经学会把那种情绪压到更深的地方去了，深到我自己都摸不到它。

元旦汇演散场的时候我走在人群里往外挤，门太窄了，几百个人挤在一扇门前面，像一群被赶进同一个笼子的鸡。我被挤得往前倒，差点撞到前面的人，手撑了一下那个人的后背才站稳。那个人回过头来看我。

姜晚棠。

她看了我一眼，大概认出了我，因为她笑了一下。“你没事吧？”她问。我说没事。她说那就好。然后她转过头，继续往前走。我跟着人群往前走，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闻到了她头发上的味道，是一种花香，很淡，像某种我说不上名字的花。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她没有变，还是那么好看。写完之后我合上本子，没有再看第二遍。不用看也知道那几个字背后藏着什么情绪，我不想知道那些情绪具体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它们重不重要。

一月份来了。

期末考试的脚步比我想的更快。高二的期末跟高一不一样，高一的期末你只需要考及格就行，高二的期末决定了高三的分班。虽然文科五班已经是文科班了，不会再被分到理科去，但期末成绩会影响到高三的师资分配。成绩好的班级配最好的老师，这是南城一中的规矩。

我开始每天多学一个小时。晚自习结束之后不回宿舍，在教室里待到十点半。保安来赶人的时候我收拾东西走，回宿舍之后再打开台灯背一会儿单词。林知意说我太拼了，我说还行。她说你是不是想考年级第一。我说不是。她说那你想考第几。我说第三。第三是程砚白那个榜上我能看见的最靠前的位置，再往前我就看不见了。第一名他，第二名姜晚棠——姜晚棠的理科成绩很好，每次都在年级前五。第三名是空的，没有固定的人。我想坐在那个位置上，至少离他近一点。

一月中的一场模考，我考了年级第五。文科第五，文科班一共八个，我排第一。班主任陈老师在班会上提了我的名字，说沈栀进步很大，继续保持。我坐在第四排低着头，没有看任何人。进步很大，这四个字说来轻松，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多出来的一个小时是从哪里挤出来的。是从睡觉时间里挤出来的，是从发呆的时间里挤出来的，是从想他的时间里挤出来的。我把想他的时间压缩了，压到几乎看不见了，然后塞进了那些数字和公式里。

期末考试那天下了小雨。南城一月的雨不像夏天那么大，细密密的，像针尖一样落下来，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坐在考场里做题，窗外的雨打在玻璃上，发出极其细微的声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页。我的手握着笔在答题卡上写，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雨停了。

考完那天我回宿舍收拾东西。寒假要回家，宿舍里的东西得收拾一部分带回去。我把课本和复习资料装进编织袋里，把衣服叠好塞进行李箱。铁皮盒子我也带回去了，用一条围巾裹着放在箱子最底下，怕路上磕坏了。

回家的班车上我靠着窗，玻璃上有雨干之后留下的水渍。我看着那些水渍慢慢变淡，变成一圈一圈的白印子。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不想。期末考完了，高二上学期结束了。下个学期就是高二下学期，然后是高三，然后就是高考。时间像被人按了加速键，唰唰唰地往前跑，我坐在班车上看着窗外的树往后倒，觉得自己也在被时间推着往前走。

寒假的时候我在县城的一家奶茶店打工。我妈说让我寒假别闲着，找点事做。奶茶店是我同学介绍的，她表姐开的，缺人手，寒假正好需要人。我去了，站收银台，每天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中间有休息时间。工资一天八十块钱，按天结。

奶茶店很小，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拐角，门面只有两个开间那么大。店里摆着四张小桌子，墙上贴着新品海报，菜单写在黑板上挂在收银台后面。我每天要做的就是把客人点的东西记下来，传给后面的师傅做，做好了端过去，再收钱找钱。事情简单，但忙起来脚不沾地。寒假来买奶茶的多半是学生，三五成群地进来，对着菜单看半天才决定点什么。有时候一天下来说话太多，嗓子都是哑的。

寒假过半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店里来了一男一女。

我正低着头在擦收银台，听见门口的风铃响了，抬起头说了一句“欢迎光临”。然后我看见了他。

程砚白。

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没拉拉链，里面是白色的高领毛衣。他旁边站着姜晚棠，穿了一件驼色的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

那条围巾。

我认出来了。虽然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虽然我一直在强迫自己忘记这件事，但那条围巾我怎么会认不出来。起头的地方那半厘米的偏差，收尾的地方那个多打的小结。它围在姜晚棠的脖子上，灰扑扑的，在奶茶店的灯光下看起来很普通。

“两杯珍珠奶茶，热的。”姜晚棠说，声音轻快。

我站在收银台后面，脸上大概没有任何表情。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好的”，然后低头在收银机上按了两下。“一共二十块。”我说。

姜晚棠从钱包里掏出二十块钱放在台上。程砚白站在她身后，没有看收银台，在打量店里的菜单。他的目光扫过那些饮品名字，从一个跳到另一个，最后落在我的脸上。

他愣了一下。

他没有叫我名字，但我知道他认出我了。他的视线在我脸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他大概没有想好该不该在这时候跟我打招呼，还是说他觉得在奶茶店遇见同学是一件不需要特别对待的事。

我把两杯奶茶做好递过去，纸杯烫手，我把杯套套好了才递。“小心烫。”我说。姜晚棠接过去，递了一杯给程砚白。程砚白接过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谢谢”，眼睛看着我。他大概是在谢我，也大概是在确认什么。

他们走了。风铃又响了一声。

我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他们走出去的背影。程砚白推开门的时候侧了一下身，让姜晚棠先出去。她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两个人之间隔了大概两步的距离。那些细节我都看见了。侧身让她先走，隔了两步的距离，他手里那杯奶茶用左手端着。这些细节平时根本不会注意到，但在那一刻，它们全部涌进了我的眼睛里。

那天晚上下班回家，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动。我妈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什么，今天店里人多，站得腿酸。她说你早点睡。我说好。

我回到房间，从衣柜底下翻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盖子的瞬间，一股暖宝宝残留的铁粉味飘出来。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躺在盒底，纸条、硬币、那支笔、拆过封的暖宝宝。我拿起那条暖宝宝的包装袋，摸了摸封口的位置。塑料薄膜是透明的，上面沾着一层细细的灰尘。

我把盒子合上，重新放回衣柜最底层。用那件厚毛衣压好，压得紧紧的。然后我关了灯，躺到床上。

今天的奶茶是他点的，珍珠奶茶，热的，七分糖。他在店里站了大概三分钟，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但没有叫我的名字。他不叫我的名字，也许是因为姜晚棠在身边，也许是因为他觉得不熟，也许只是因为忘了我叫什么。

我不知道是哪种。哪一种都让人不好受。

窗外有风刮过，把阳台上的晾衣架吹得叮叮当当地响。我听着那个声音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