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过完的那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高三这一年几乎没怎么见过程砚白。

不是没见过，是次数太少了，少到可以用两只手数过来。走廊上迎面走过三次，食堂里隔了三个窗口见过四次，连廊上远远地看见他后脑勺的次数多些，大概十几次。加起来不超过二十次。一个学年，十个月，三百天。平均十五天才能看见他一次。这个数字算出来的时候我愣了愣，然后继续做卷子。十五天一次就十五天一次吧。能看见就行。

五月来了之后，空气里多了一种东西。焦灼。每个人身上都沾着那种焦灼，像夏天正午的柏油路，踩上去是软的，粘鞋底。陈冉的笔尖越来越用力，写卷子的时候能把纸戳破。前排的男生开始掉头发，课桌上每天都能看见几根黑色的短茬。林知意每次见我都要问一句“你最近怎么瘦这么多”，我说压力大，她说压力大吃不下饭吗，我说吃得下，但吃下去的东西不知道去哪了。

我确实吃得下。每天三顿饭一顿不落，有时候晚自习结束还会去食堂买一个包子。包子是冷的，皮硬了，馅里的油凝成白色的块。但我全吃完了。吃完之后回到教室继续做题，坐到十一点，然后回宿舍睡觉。睡觉之前我会站在阳台上吹五分钟冷风。五月的南城已经热起来了，夜风带着潮气，吹在脸上粘糊糊的。我靠着阳台栏杆，看见对面男生公寓的灯亮着几扇窗。其中一扇是程砚白的，我不知道是哪一扇，但我知道其中有一扇是他的。我把那几扇亮着的窗户一个一个数过去，数完之后回屋，上床，闭上眼。

五月中旬，学校组织最后一次模拟考。

这次考试的难度比高考略低，老师说是为了给大家信心。我考了年级第二。语文一百三十二，数学一百四十三，英语一百三十九，文综二百六十一。总分六百七十五，比上次高了十八分。陈老师在班会上表扬了我，说我进步稳定，保持住这个状态就行。我坐在座位上听他说，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是高兴的，但高兴得很淡，像在一杯白开水里滴了一滴蜂蜜，搅一搅就不见了。

那天晚上程砚白的成绩我也看了。七百零二分。理科第一。数学满分，物理满分，化学差了两分。这个分数放在往年，清北稳上。我站在公示栏前面看着他的名字后面那一串数字，心里算了一下我和他之间的差距。二十七分。比上学期缩小了二十多分。但这二十七分还是隔着什么东西，隔着我不知道名字的东西。我告诉自己不要再算了，算来算去结果都一样，他站在最上面，我站在下面几行。

我妈那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外婆的腿好了，能下地走了。她说她最近在学做蛋糕，等我考完试回家给我做一个。她说话的语气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大概是看我模考成绩不错，心里有底了。我没有告诉她我考了第二，说了她又要紧张，怕我下次考不好。我只是嗯嗯地应着，说好，等我回去吃你做的蛋糕。

五月底，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变成了个位数。

九。八。七。六。五天的时候，学校放假了。老师说最后几天回去自己复习，调整状态。宿舍里的人开始收拾东西，纸箱和编织袋堆了一走廊，有人把不要的课本扔在楼道里，摞起来比人还高。我从那些书堆旁边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看见一本数学课本的封面上写着“高三理科一班程砚白”几个字。

我停下来。

那本书被压在书堆最下面，露出一角。我蹲下去，把那本书抽出来。确实是他的，封面上的字是他的字，工整的行书，每一笔都干净利落。书页里夹着一些东西，我翻了一下，有一张草稿纸、一个书签、还有一张对折的纸条。

我没有看纸条的内容。我把课本合上，放回了书堆里，还压在原来的位置。那本书很快会被收废品的人收走，几毛钱一斤，化成纸浆，变成新的本子或者新的课本。他在这本书上写过的东西，他夹在书里的东西，都会跟着这本书一起消失。这是高三结束的仪式。不要的东西扔掉，用不上的东西扔掉，带不走的都扔掉。

我从书堆旁边站起来的时候膝盖蹲麻了。扶着墙站了一会儿，等腿上的麻劲过去。墙是凉的，水泥墙面被走廊里的穿堂风吹得冰凉，贴在手心上很舒服。我贴着那面墙站了很久，久到腿不麻了，久到从楼道上来的同学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没事，然后走了。

回家那天我在校门口又站了一会儿。

门卫室里的大爷还是去年暑假那个大爷，躺椅换了新的，旧的那把被扔在墙角，破了一个洞，里面的海绵露出来。他看见我，说了一句“考完了吧”，我说还没，过几天考。他说考完了就轻松了。我说嗯。然后我走出校门，上了回家的班车。

班车上只有我一个人。下午两点，不是高峰时间，车厢里空荡荡的。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南城一点一点往后退。南城一中越来越小，变成远处的一个轮廓。那些树，那栋教学楼，那条连廊，那个操场，那些我走过无数遍的路——都被车窗框住了，框成一个长方形的画面，然后画面越来越小，小到被路边的建筑物挡住，看不见了。

我在车上靠窗睡着了一会儿。醒过来的时候车已经进了县城的公路，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田地。水稻刚插下去不久，绿油油的一片一片，被风吹过来的时候像水面上泛起的波纹。我把额头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被太阳晒得有点烫，贴着很暖和。外面的天空是蓝的，夏天的蓝，蓝到没有一丝云。

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在厨房里，她说买了排骨，炖汤给我喝。我说好。她看了我一眼，说“你脸色不太好”。我说坐车坐的。她说去睡一觉吧，汤好了我叫你。我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

房间里的摆设还和以前一样。书桌上堆着初中时用过的课本，墙上贴着我小学时得的奖状，边角已经卷起来了。我的目光在这些东西上面慢慢地扫过，心里没有任何感觉。这些东西都太旧了，旧到跟现在的我没有关系了。我的生活已经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那里有程砚白，有林知意，有倒计时牌，有做不完的卷子。这个房间对我来说更像一个旅店，每年回来住几晚，然后离开。

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程砚白。他站在讲台上说“所有的付出都会在六月开花”。他在文具店门口说“加油”。他在雪地里叫我的名字。他在操场上跑三千米，汗从下巴滴下来。他坐在空教室里给我讲数学题，手指点在草稿纸上，离我的手指不到一厘米。这些画面一个一个地浮上来，又沉下去，像水面上的泡一样破了又冒出来。

我在那些画面里睡着了。

高考前一天，我又回了一趟南城。考场在别的学校，不在南城一中。但我还是去了一中。我想最后再看一眼那个地方，不是怀念，也不是告别，只是觉得应该再看一眼。

校门开着，放假期间没有人管。我走进去，走过操场，走过教学楼，走上五楼。文科五班的教室门锁着，窗帘拉着。我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面看，只看到一片模糊的暗色。那些课桌椅安静地待在黑暗里，像是睡着了一样。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下楼。

下楼的时候经过连廊，我停下来，往理科一班的方向看。门锁着，窗户关着。窗帘是蓝色的，拉得很紧，什么都看不见。我站在连廊中间，风从两头的窗户灌进来，把我的头发吹得乱飞。我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这个动作让我想起姜晚棠。她在湖边树下别头发的那个画面，干净、好看、从容。我做同样的动作笨拙得很，像一只不习惯梳理羽毛的鸟。

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路灯已经亮了，昏黄色的光晕，把校门口那条路照得有些模糊。我站在路边等公交车，手机震了一下。是陆时寒。

“明天考试了，紧张吗？”

我打字回他：“还好。”

“你在哪？”

“南城。”

“我也在南城。明天你在哪个考场？”

“南城三中。”

“我在二中。咱们没分到一起。”

“嗯。”

“考完了出来吃个饭？”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打了“好”字，又删掉了。我说：“看情况吧。”他回了一个“OK”的表情。我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公交车来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没有失眠，没有翻来覆去，躺下就睡着了，一觉睡到闹钟响。我妈在门口敲了三下门，“起床了，今天我送你去考场。”我翻身坐起来，觉得神清气爽。

吃了早饭，换了衣服，把考试用品检查了三遍。准考证、身份证、两支黑色水笔、两支铅笔、橡皮、尺子、圆规。每样东西都装在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拉链拉好。我妈在门口等我，穿着一件红色T恤，她说红色吉利。我说你穿红色不太适合你，她说不管适不适合，今天必须穿。

她骑电动车送我去考场。南城的早上已经热起来了，太阳晒在背上有点发烫。我坐在电动车后座上，手扶着后面的货架，风把我的头发吹起来打在脸上。路边的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车速不快不慢，我妈骑得很稳。

到了考场门口，已经有很多人了。学生和家长挤在一起，有人还在翻书，有人跟家长说话，有人蹲在地上系鞋带。我妈把车停好，对我说了一句“别紧张”。

“我不紧张。”我说。

“那就好。”她帮我整了整衣领，“去吧。”

我走进考场大门。走了几步之后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原地站着，红色T恤在人群里很显眼。她冲我摆了摆手，我转过身，继续往里走。

找到考场和座位，坐下来。桌面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我在上面用手指摸了一下。旁边的人陆续进来，教室里很快坐满了。监考老师在发卷子，白花花的卷子从前面传下来，一张一张地递到每个人手里。

我拿起笔，在姓名栏里写上“沈栀”两个字。

栀子的栀。

我写这个字的时候想，这是我最后一次用这个身份坐在考场里了。考完之后我就不是高三的沈栀了，我会变成另一个人。这个人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这个人还有没有暗恋着程砚白，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现在这个沈栀，在写下名字的那一刻，心里想的是——我一定要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