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完试之后的几天，我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不是那种身体上的空，是脑子里突然没有了目标，没有了倒计时，没有了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整个人轻飘飘的，像一只被放完了气的气球，软塌塌地躺在桌上。高考前我想过考完之后要做什么，睡觉，追剧，出去玩，好像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可真正考完了，我发现自己哪里都不想去，什么都不想做，就坐在家里发呆。

我妈问我要不要去哪里旅游，我说不用。她说那你想干什么，我说等成绩。她说成绩还有半个月才出来，你就这么干等着？我说嗯。我妈没再说什么了，她大概觉得我考傻了。

成绩出来之前的那半个月，我几乎没有出过门。每天睡到自然醒，醒了看手机，翻了翻消息又放下，然后去厨房找点吃的，吃完了回房间躺着。窗外的蝉从早叫到晚，叫得人耳朵发麻。我把窗户关上了，蝉声小了一些，但还能听见，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棉被在响。

陆时寒约了我两次。第一次说去公园划船，我说不想动。第二次说去看电影，我说不想动。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就是累。他说考完试累是正常的，但你也不能一直不出门吧。我说过两天吧。他说行，过两天再约你。

过两天就是高考出成绩的日子。

那天早上我醒得特别早，五点多就醒了，在床上翻来覆去躺到七点。手机界面刷新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是“暂无数据”。我妈比我更紧张，她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但没在看，手里捧着一杯水，水凉了也没喝。她说要不要打电话问问老师，我说不用，等通知就行。

十点的时候成绩出来了。

六百八十二分。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好几秒，又看了一遍各科分数，确认没有错。语文一百三十四，数学一百四十五，英语一百四十一，文综二百六十二。总分六百八十二。这个分数放在往年，北大的中文系够了。我坐在床边，手机屏幕还亮着，那串数字静静地躺在那里，发光。我把手机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反复了好几次，然后走出房间。

我妈在客厅看见我出来，站起来。“多少？”

“六百八十二。”

她看着我，表情没有变化。停了两秒，然后她坐下来，把凉了的水喝了一口，放下杯子。“能去北京吗？”

“能。”

她点了点头。“那就好。”

就四个字。那就好。我心里清楚这四个字里装了多少东西，她没有说出来，我也不需要听。我走回房间，关上门，靠着门板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

那天下午我收到了很多消息。林知意说她考得不错，能去上海的那所大学。陆时寒说他的分数够北京的那所学校了，问我考了多少，我说了数字，他说“那咱们北京见”。我回了三个字“北京见”。发出去之后我看着那三个字，觉得它们真轻，轻得像风一吹就散了。可它们又很重，重到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心里那个位置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填志愿那天我去了学校。老师让我们到机房操作，每个人一台电脑，填好了提交确认。我坐在电脑前面，屏幕的光映在脸上。鼠标光标在A大的那一栏停着，中文系，第一志愿。我点了确定，然后退出了系统。

从机房出来的时候我在走廊上遇见了陈冉。她说她报了南京的学校，说南京离南城近，回家方便。我说那挺好。她说你呢，我说北京。她说真好，我考不上的分数。我说你也可以报别的。她说不了，南京也挺好的。我们站在走廊上说了几句，然后各自走了。

七月的时候南城的天气热到了极致。每天都是三十七八度，太阳从早上六点晒到晚上七点，把路面晒得发白，走在上面脚底发烫。我一直待在家里没出门，开着风扇躺在床上看手机。我把高中班级群的消息从头翻到尾，翻到了程砚白的名字。班级群里他很少说话，上次发消息还是过年的时候发的“新年快乐”，三个字，跟所有人一样的群发。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想从他的语气里找出任何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找不到。

后来我在年级的排名表上看到了他的分数。七百一十三分。理科第一。全市前五。这个分数去哪都够了，清北任选。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关掉了页面。七百一十三和六百八十二。差了三十一分。比一模的时候又近了六分。三十一分放在总分里不算多，但在这张排名表上，他的名字在最上面，我的名字在下面隔了几行。还是隔着。

七月中旬的时候，林知意约我去了一次南城一中。

学校放假了，校门开着，里面没什么人。我们走进校园，操场上的草长得很高，没人修剪。教学楼一楼的窗户开着，风从里面灌出来，带着一股空教室特有的闷味。林知意说她想回以前的教室看看，我说好。我们上了二楼，走到高一三班的门口。门锁着，窗帘拉着。我趴在窗户上往里面看，什么都看不见，只能看见窗帘布的反光，蓝色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柔和的光。

“你高一在这班？”林知意问。

“嗯。”

“高一的时候你跟程砚白一个班？”

“嗯。”

“那你那时候就开始喜欢他了？”

我没有回答。站在那扇窗户前面，隔着玻璃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教室。第一排第四列，我的座位。最后一排靠窗，他的座位。中间隔了五排，我每天走过那五排的距离要用好几秒，可那个距离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教室空了，桌椅还在，但坐的人不在了。

“走吧。”我说。

我们下楼，走过操场，走过篮球场，走到门口。出去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些树还在，香樟树，梧桐树，都一样。叶子还是绿的，风还是热的，蝉还在叫。但站在树底下的人换了。换了不知道多少拨了。我们这一拨已经走了。

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到了。

我妈帮我从传达室取回来的，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上面印着A大的校徽和校名。她把信封放在我桌上，说“你的”。我拆开的时候手没有抖，心也没有跳得特别快。里面是一张硬纸，红色的边框，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录取的专业，下面盖着学校的印章。我把那张纸看了两遍，然后放回信封里，放进书桌抽屉。

抽屉里放着铁皮盒子。我想了想，把那个盒子拿了出来。打开盖子，里面的东西还是那些。纸条、硬币、那支笔、暖宝宝的包装袋。我拿起那张写“谢谢”的纸条，折了很多次的那个小方块。展开的时候纸已经发黄了，边缘有些毛边。那几个字还清晰，是他的字。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去。把盒子也放回去。关上抽屉。

手机上陆时寒发来一条消息：“录取了，北京见。”

我回了一个“好”字。

窗外有风吹进来，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细长的光带。我坐在床边，看着那条光带从左边慢慢地移到右边，从宽变窄，最后消失。

夏天快结束了。

我要去北京了。

那里有一个人。我喜欢了他三年的人。他不知道我喜欢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

但那没有关系。

我坐在南城的夏天末尾，手里攥着一封来自北京的录取通知书，心里装着一个名字。三年了，那个名字在我心里住了三年，从教室到连廊，从食堂到操场，从雪地到奶茶店，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以后大概也不会。

那就这样吧。带着他一起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