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南城到北京，十一个小时的硬座。我妈要给我买卧铺，我说不用，硬座就行，反正白天坐，晚上就到了。她没再坚持，但在火车站门口的时候她拉着我的行李箱站了很久，久到进站口的喇叭播了三次检票通知。最后她松了手说“到了给我打电话”，我说好。我走进检票口，回头看的时候她还站在那，穿着那件红色T恤，人群从她旁边挤过来挤过去，她被挤得微微晃了一下，但没有动。我转回头，没有再看了。

火车上人很多。我的座位靠窗，旁边坐了一个大叔和一个年轻女人。大叔一上车就开始吃泡面，味道飘过来的时候我在看窗外的风景。南城的房子越来越小，田地越来越多，然后山也多了，隧道也多了。火车开进隧道的时候车窗外面一片漆黑，能看见自己的脸映在玻璃上。我看了一会儿那张脸，然后低头看书。林知意出发前给我塞了一本小说，让我在路上打发时间。我翻了十几页，一个字都没看进去。脑子里全是北京。北京是什么样子的？我没有去过。程砚白已经去北京了吧，他走得更早，八月底就出发了。他现在在北京，在我即将到达的这个城市。我们隔着上千公里的时候我习惯了不想他，现在马上要到一个城市了，那种压了三个月的念想忽然全部翻涌上来，淹得我有些喘不过气。

火车到达北京站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多。天已经全黑了，站台上的灯白花花的，把人群照得像一群移动的影子。我拖着行李箱跟着人流往外走，出站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北京站的广场好大，大到我站在中间分不清东南西北。头顶上是一整片深蓝色的天空，城市的光在天空底部氤氲成一层橙黄色，像这个城市在发着一种低烧。人群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又涌过去，说话的声音、行李箱轮子的声音、喇叭里的声音混在一起，灌满了整个广场。

我站了几分钟，然后拖着行李箱去找地铁站。下了地铁换了两次线，又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学校附近的地铁站。出站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校门口有一条街，两边全是小店和小吃摊，亮着五颜六色的灯牌，把路面照得花花绿绿的。我被那种花花绿绿的光晃得有点眼花，直到走进校门才觉得安静下来。

报到那天人很多。体育馆里排着长队，每个系都摆了桌子，上面摆着名册、通知单和各种资料。我找到中文系的桌子，把录取通知书递过去。对面坐着的是一个学姐，接过去看了一眼，在名册上找到了我的名字。“沈栀。南城来的。”她递给我一袋东西，里面有宿舍钥匙、校徽、入学指南、一张校园地图。我把那些东西装进书包里，然后走出体育馆，找了棵树底下的长椅坐下来看那张地图。

校园很大。比南城一中大了好几倍。地图上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标着，图书馆、教学楼、食堂、宿舍、体育馆、实验楼、行政楼。我用手指从南门走到中文系的教学楼，又走到图书馆，又走到宿舍区。走到某个区域的时候我的手指停了一下——新闻与传播学院。它在校园的东边，离中文系隔着一个人工湖和一条大路。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几秒，然后把地图折好放进书包里。

宿舍在女生公寓六楼，四人间，上床下桌。我到的时候里面已经住进来两个人了，一个叫周蕊，东北来的，说话嗓门大，一笑起来整个楼道都能听见。另一个叫唐宁，江苏来的，个子娇小，说话慢条斯理的。她们看见我进来都打了招呼，周蕊帮我接了行李箱放在了门口。我说谢谢，她说客气啥，以后都是室友。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把床铺好，东西归置到柜子里。铁皮盒子放在柜子最里面，用一件冬天的厚毛衣裹着。

开学典礼那天，全校新生都坐在体育馆里。几千个人坐在一起，椅子上贴了各系的标识，中文系在左边第三区。我坐在位置上，目光在人群里搜寻。我知道他在这里。在某个方向，隔了很多人，可能在东边，可能在西边，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但我就是忍不住要找他。

找了很久没找到。几千个穿同样T恤的人坐在一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我放弃了，把头转回主席台的方向，听校长讲话。校长在说欢迎新同学，说大学是人生新的起点，说希望你们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方向。那些话从麦克风里传出来，通过音响放大，在体育馆里形成一种嗡嗡的回声。我听着那些话，想的却是另一个人。

典礼结束的时候人群开始往外涌。我被挤在中间往前走，头顶上是体育馆的穹顶，白色的一片，被灯光照得发亮。人流推着我往出口的方向移动，旁边的人说着笑着，声音此起彼伏。我跟着那些人流走出了体育馆，门外的阳光一下子涌进来，把我淹没了。

开学第一周，我没有见到程砚白。

校园太大了。大到就算我知道他在哪个学院、住在哪个宿舍区，也不一定能碰见。中文系和新闻传播学院隔了那么远，食堂也有十几个，各自的生活圈子几乎不重叠。我花了整整一周时间熟悉校园路线，每天在不同的食堂吃饭，不同的教学楼上课，不同的图书馆自习，心里隐约盼着能在某个转角看见他的背影。

没有。

第二周也还是没有。

第三周的一个下午，我去图书馆还书。那本小说早就看完了，一直放在书包里忘记还。走到图书馆门口的时候我的脚步忽然停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正低着头在翻一本书，阳光把他的侧脸照得清清楚楚。睫毛很长，下颌线干净利落，穿了一件白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一道很浅的青色血管。

程砚白。

我站在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他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面前摊着一本书，大概在等人。他翻了一页书，翻页的时候手指划过纸面，发出很细微的声响。那声响隔着十几米当然听不见，但我看见他的手指动了，就想象出了那个声音。

旁边有一个人从图书馆里走出来，朝他走了过去。不是姜晚棠，是一个男生，大概是他新认识的同学。那个男生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了句什么，程砚白合上书抬起头，两个人一起走了。他们走过图书馆前面的广场，经过那棵银杏树，往东边去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本要还的书，书脊被我的手指捏得发白。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那棵银杏树后面，银杏树的叶子还没有黄，是绿的，绿得发亮。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今天在图书馆门口看见他了。他穿了一件白衬衫，在看书。旁边有个人叫他，他合上书走了。然后就没有了。我在那行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没有再写别的了。写再多也不能让那个场景延长一秒，他走远了就是走远了，我写再多字也追不上。

九月剩下的日子里，我开始习惯一件事——找不到他。

这个城市太大了，这所学校也太大了。走在路上看见一万个人里也未必有一个是他。那个从高中开始养成的习惯改不掉，每次走在人群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搜寻他的脸。食堂里排队的时候、上课的路上、晚自习结束回宿舍的路上，我的眼睛比我的脑子先动，把经过的每一张脸都快速扫描一遍。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不认识的人，剩下的百分之零点一也不是他。

但我还在找。找不到也找。就像一种条件反射，膝盖被敲了一下腿就会弹起来，我走在人群里眼睛就会去找他。这是一种习惯，我用了三年养成的习惯，大概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改掉。也许一辈子都改不掉。

十月的时候银杏叶开始黄了。学校的主干道两旁全是银杏树，叶子被秋天染成金黄的颜色，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往下掉，落在地上厚厚的一层，踩上去软软的，像铺了一层碎金子。我从那条路上走过的时候会特意放慢脚步，鞋底踩在落叶上的声音很好听，咔嚓咔嚓的，每一个声音都在说秋天来了。

那天下课后我走在银杏路上，手机震了一下。是陆时寒发来的消息。他说他在这条路上，问我有没有空。我抬头看了一眼，他正站在前面不远的一棵银杏树下，冲我挥手。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卫衣，笑的时候虎牙又露出来了。

“你怎么来了？”我走过去。

“我们学校离这不远，骑车过来的。”他指了指停在路边的自行车，“你下课了？”

“刚下。”

“那正好，请你吃饭。旁边那条街有一家川菜馆特别好吃。”

我跟着他出了校门。那家川菜馆确实好吃，水煮鱼片端上来的时候还冒着泡，辣味呛得我咳了两声。陆时寒给我倒了一杯凉茶，说慢点吃。我喝了一口凉茶，辣劲儿下去了一些，又夹了一筷子鱼片。

“你最近怎么样？”他问。

“还行。”

“还是这俩字。”他笑了一下，“你真的啥时候都还行啊。在学校有交到新朋友吗？”

“室友还不错。”

“那就行。刚开始都是这样，慢慢就会熟了。”他夹了一块土豆片放进嘴里嚼了嚼，“对了，你高中那个同学，程砚白，他是不是也在这？”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中。

“你怎么知道？”

“我查了录取名单。”他说得很自然，“南城一中理科第一，肯定上A大了。我随便搜一下就看见了。”

“他是在A大。”

“你们见过吗？”

“见过一次。”

“然后呢？”

“没有然后。”我说，“就是见了。”

陆时寒没有再问了。他低头扒饭，扒了两口又抬头看我，嘴角沾了一粒米。“沈栀，你要是想见他的话，其实可以约他出来的。你们一个高中出来的，约他吃个饭什么的很正常。”

我没有说话。约他吃饭。我要是能做到这件事，就不用在这里吃川菜了。我可以在任何一家饭店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说话，看他吃饭，看他把嘴角沾的那粒米擦掉。但我做不到。三年了都没有做到，现在也不会突然就能做到。

“算了。”我说。

“什么叫算了？”

“就是算了的意思。”我低头吃鱼片，辣味又涌上来了，我喝了一大口凉茶才压住。

吃完饭陆时寒送我回学校。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从书包里掏出一袋东西递给我。“学校发的月饼，太多了吃不完，你帮我消灭几个。”

我接过来。袋子里是四个广式月饼，用透明的塑料纸包着，上面印着花好月圆的字样。我拎着那袋月饼站在校门口，看着陆时寒骑上车走远了。他的背影被路灯拉长又缩短，拐过路口的时候抬手挥了一下。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袋月饼，又抬头看了看A大的校门。路灯把校名照得清清楚楚，那几个字在秋天晚上的风里亮着。我攥着那袋月饼走进了校门，走过铺满银杏叶的路。

今天晚上月亮很圆。中秋已经过了几天了，但月亮还挂在半空，圆得像一个白色的盘子。我抬头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风把我的头发吹起来，我伸手别到耳后，露出手腕上一道浅浅的印子，是那袋月饼的塑料袋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