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走。

第二天没走，第三天没走，一个月后还没走。

村里人都叫她“陈六家买的那个”，背地里说她傻，因为明明能跑，偏要留下来给个小哑巴当娘。

只有我知道，她不傻。

她认得字。

家里找不出纸笔，她就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先写最简单的：天、地、人、日、月。

然后写我的名字。

她给我取名叫“安年”。

“平安的安，年岁的年。”她在沙地上写，“愿你岁岁平安。”

我原来没有名字。爷爷奶奶叫我“哑巴”，村里孩子叫我“丧门星”。

安年。

我盯着那两个字，用手指一遍遍在掌心描摹。

她还会讲故事。夜里我俩蜷在柴房的干草堆上，她用手比划着月亮里的兔子，天河两岸的星星，说山外面有不用走路就能跑的马车，有比星星还亮的灯。

“等开春，路好走了，娘就带你出去。”她总是这样写，“我们去江南，那里冬天不冷，有吃不完的米饭和糖。”

我相信她。

爷爷奶奶看她越来越不顺眼，因为家里多一张嘴，粮食吃得更快了。

开春前最冷的那几天，家里最后半罐糙米见了底。爷爷盯着粥碗盯到像要冒出火来似的。

他忽然用筷子敲了敲桌子，浑浊的眼珠死死盯着她面前几乎没动过的粥碗，又猛地扫向我，因为我的碗里，粥却比往常厚了一些。

“好哇……”爷爷的声音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般似的，干瘦的手背上青筋暴起，“我说粮食怎么下得这么快……吃里扒外的东西！自己那份舍不得吃，全填了这丧门星的肚子，回头饿了、病了、干不动活了，是不是还想从老子碗里再挖一口？！”

他不是心疼我多吃了，他是恐惧。恐惧这个他视为“财产”和“劳力”的女人，因为饥饿而失去价值，最终需要消耗更多资源；更恐惧她将本属于“他”的支配权（即便是她自己的口粮），用在了他厌恶的“我”身上。这是对他权威的挑战，也是对家庭脆弱生存逻辑的破坏。

“老子买你回来是干活的，不是让你当菩萨的！”爷爷抡起了烧火棍。

她把我推到身后，背上挨了一棍又一棍。

我哭着想冲过去，被她狠狠瞪了一眼——那眼神在说：别过来。

等爷爷打累了，她额头上全是冷汗，却还微笑着对我用口型说：“不疼。”

然后她拉起我的手，在她自己青紫的伤口上轻轻吹气。

就像真正的娘亲对孩子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