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城南租了一间小屋子。

真的小，只比山里的柴房大一点，但窗子朝南，晴天时会有阳光洒进来。她用那十两银子，置办了最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张桌，两个板凳，还有一个旧绣架。

她开始没日没夜地绣东西。

花鸟，山水，工笔的，写意的。她的手很巧，绣出来的东西活灵活现。绣庄的老板起初嫌她来历不明，可见了她的绣样后，眼睛亮了，给的价格竟比旁人高三成。

可还是不够。

江南米贵，柴贵，什么都贵。十两银子很快见底，绣活换来的钱只够勉强糊口。

她越来越瘦，眼下总有青黑。手指被针扎出密密麻麻的伤口，旧伤叠新伤。

我试图帮她——去捡柴，去河边帮洗衣妇人打水换半个馒头，甚至想过去客栈后院洗碗。

每次都被她抓回来。

她在纸上写，字迹因为疲惫而歪斜：“你还小，这些事不用你做。娘养得起你。”

然后她继续绣，在油灯下绣到深夜，有时困得头一点一点，针扎到手指，才猛然惊醒。

沈家的人没再来找过我们。

但流言没停。偶尔我出去打水，能听见巷口妇人的议论：

“就是那个被沈家赶出来的……”

“带着个哑巴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种。”

“可惜了，当年可是才女呢……”

我拎着水桶快步走开，指甲掐进掌心。

她似乎听不见这些。每天除了绣花，就是教我识字念书。她把旧账本裁成小册，用炭笔在上面写《千字文》《百家姓》，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安年，你要读书。”她写，“女子读书明理，将来才不被欺负。”

我学得很　　用力。

因为我知道，这是她现在唯一能给我的东西。

也是我唯一能抓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