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号那天下午，方若兰第一次从他手里接过要销毁的纸页。

　　陆则明把办公室门关着，档案柜最底层那个锈了一半的铁盒拿出来，里面搁着几份旧校样，版面已经发黄，边角卷起来，铅字印得模糊了，他翻了一遍，挑出三页，剩下的塞回铁盒，推回柜子底层。

　　三页纸递过去的时候，方若兰接得很稳，她拉开自己的抽屉，把三页纸夹在采访本和手袋之间，上面再盖一块折好的手帕，抽屉推回去，钥匙转了一下。

　　“你先走，”陆则明说，“我过十分钟再走。”

　　方若兰把外套穿上，手袋往肩上一挂，经过他桌边的时候没有停步，“明天见。”

　　她走了之后，陆则明坐在桌前，盯着档案柜的方向看了一会儿，三页纸，不多，但这一步踏出去了，后面就停不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方若兰来的时候，抽屉里那块手帕还在原来的位置，他经过她桌边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方若兰抬起头，朝他点了一下。

　　之后的日子成了习惯，每周两三次，他从档案柜里挑出需要销毁的页，方若兰下班时夹在手袋里带走，在外面处理掉，不是每份文件都要烧，有些是普通的工作记录，菜价表、水管检修单、会议签到本，这些留着没关系，周世安来了也挑不出毛病，真正需要销毁的只有那么几份，涉及报社内部人员联络方式的记录、几份被撤下来的敏感稿件底稿、还有他写报告时留下的几页草稿，上面有些用词改动的痕迹，留着太危险。

　　方若兰每天下班时带走两三页，有时候四五页，经过福州路、拐进金神父路之前，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把纸烧掉，烧的时候她在巷子深处蹲下来，用火柴点着纸角，看着它烧成灰，再用鞋底把灰碾碎，和路边的泥土混在一起，这些事情她做得越来越熟练，从最开始要花十几分钟才处理干净，到后来三五分钟就能搞定。

　　陆则明有一次问她烧纸的时候怕不怕，她说怕，火光亮起来的那一瞬间最怕，怕有人从巷口经过看见，后来她找了几个固定的地方，都是窄巷的死角，两边是砖墙，外面的人看不见。

　　七月初的一天她回来的时候脸色比平时白，进了编辑部，把包往桌上一搁，坐下来，手指在包带上来回摩挲了两下。

　　“怎么了？”

　　“没事，刚才路上看到周世安的车了，”她把包打开，拿出稿纸，又放回去，“没停，开过去的，我拐进巷子里蹲了一会儿才走。”

　　陆则明坐在桌前，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处理完了？”

　　“处理完了。”方若兰把外套扣子解开，理了理领口，“就是吓了一跳，怕他从后视镜里看到我。”

　　“他看到你了吗？”

　　“应该没有，我拐得快，他车也没减速。”

　　陆则明站起来，去茶水间倒了两杯水，放了一杯在她桌角。方若兰端起来喝了一口，手指在杯壁上停了一会儿才松开。

　　七月十号下午，方若兰从外面回来，手袋比平时轻，她走到他桌边，把包往桌面上一搁。

　　“这个礼拜带了四趟，加起来十几页，档案柜最底下那个铁盒里还剩一些，我看了，大部分是普通的会议签到，能留。”

　　陆则明把笔搁下来，“铁盒里那几份我写的底稿呢？”

　　“还在，我数了一下，大概七八页，那个不能留。”

　　“那批最后处理，十二月七号晚上。”

　　方若兰把包拉链拉上，放在桌角，“十二月七号之前如果有什么变化呢？”

　　“那就提前，但最好等到七号，那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别的地方。”

　　方若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她把包收好，坐回自己桌前，翻开稿纸开始写当天的短讯。陆则明把抽屉拉开，私人笔记翻到最新一页，写了一句：“销毁开始。方若兰携带，每次三五页，铁盒剩余底稿约七八页，十二月七号处理。”

　　写完之后看了一遍，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