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的门房老吴把新到的报纸从麻袋里抽出来，一摞一摞码在报架上，陆则明进门的时候，老吴正把《申报》最上面那几张往架子上插，看到他点了一下头。

　　“陆先生新年好。”

　　“新年好。”

　　他上了楼，编辑部里方若兰已经到了，坐在桌前翻一份刚拆开的《申报》，纸边还沾着邮包上的麻绳屑，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把报纸折了一下。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他在自己桌前坐下来，把外套搭在椅背上，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空白稿纸，拿起钢笔，在左上角写日期，写到“1941”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那四个数字落在纸面上，比前面几个字都要重一些，他盯着看了一会儿，笔尖在“1”和“9”之间洇出一个小小的墨点。

　　1941年，他在这个年份上停了很久。

　　以前他写日期的时候，笔底下是有底的，1939年的冬天他知道会下雪，1940年的春天他知道裁缝铺会失火，1940年的夏天他知道小孙会被带走又出来，1940年的冬天他知道十二月七号要去仓库烧文件，每一个日期后面都有一条隐约的线，连着某一件他记得的事，现在写到1941，那条线断了。一月到十二月，中间有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他只剩几个模糊的碎片。

　　他把笔移开，继续往下写，“1941年1月2日，星期五，晴。”

　　写完抬头看了一眼方若兰那边，她正把《申报》翻到第三版，手指按在一则标题上，他没有问她看到了什么，把稿纸铺平，开始写今天要交的短讯。

　　写到第二段的时候他把笔搁下来，抽屉拉开，私人笔记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铅笔字还在：“从今天起，我知道的只剩一个终点：1941年12月8日，”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是十二月七号那晚补上去的：“仓库事毕。八页烧完，沈望在外。”他看了一遍，没有在后面添什么新东西，笔记本里夹着的东西也没有动，老陈的纸条、沈望的地址、方若兰那行“在报社，可信”。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从今往后他不需要再往这上面添什么了，纸页上能写的东西已经写完了，剩下的日子得靠别的，靠沈望跑回来的消息，靠方若兰从工部局那边带回来的风声，靠他自己从报社里一张一张报纸、一个一个来人身上看出来的变化。

　　方若兰站起来倒了杯水，经过他桌边的时候停了一步，把杯子搁在桌角，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放在他桌面上。

　　“有人让我转交的，”她说完就端着杯子走回自己桌前了。

　　陆则明把纸条拿起来，纸条折了两折，普通稿纸裁下来的边角，不是他和老陈之间用的那种细长条，也不是沈望托人带话的那种粗纸，他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钢笔写的，笔画收得很紧：

　　“你母亲坟前的花，是我放的，周明远还活着。”

　　落款三个字：“一个欠你人情的人。”

　　他把纸条看了两遍，翻过来看背面，空白，他又看了第三遍，把纸条放在桌面上，手指按着纸边。

　　方若兰从她那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不问问是谁送来的？”

　　“谁送来的？”

　　“一个跑腿的小伙计，早上在报社门口等的，把纸条递给我，说了句‘给陆先生’就走了，我问他谁让他送的，他说‘人家给了钱，别的没多说’。”

　　陆则明把纸条折好，没有放进口袋里，捏在手里。

　　“那字迹你认得吗？”方若兰问。

　　“不认得。”

　　他把纸条展开，对着窗户的光又看了一遍，钢笔字，笔画收得很紧，每一笔都压得实，写的人手上有劲，“周明远还活着”这几个字比前面那句写得重一些，像是写到这一句的时候用力多了一点，落款的“一个欠你人情的人”，“欠”字最后一笔拖得比别的字长，墨迹在纸面上洇开了一小团。

　　“你母亲坟前的花”这件事，去年年底就有消息了，那时候有人往苏州打了电话到报社传达室，说“你母亲坟前被人放了一束花，不是家里人放的”，他当时让地图铺子递了回话出去：“花看到了，活着，不要动，”后来就没有再收到过关于这件事的消息，现在这张纸条说“是我放的”，落款是“一个欠你人情的人”。

　　谁欠他人情？他来了上海之后帮过的人不多，沈望算一个，老陈算一个，方若兰算一个，但沈望不会写这种纸条，沈望有事会直接找他说，老陈已经撤了，不会用这种方式递话，方若兰站在他桌前，不会用这种方式跟他说话。

　　那就只能是那些他没有见过面的人，那些通过沈望、通过老陈、通过某条他看不见的线跟他产生了关联的人，比如苏州通道上的人，比如那个在观前街附近见过周明远的茶馆老板，比如某个他救过但从未见过面的人。

　　“要不要我去打听一下那个小伙计？”方若兰问。

　　“不用，”他把纸条折好，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和那枚铜板放在一起，“他要让我知道，他会再递消息过来。”

　　方若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她坐回自己桌前，翻开稿纸，拿起铅笔。

　　陆则明把钢笔拿起来，把桌上那篇没写完的短讯继续写完，写完之后看了一遍，交到老周留下的那个空办公桌上，搁在最上面，那间办公室还空着，门关着，桌面上除了他刚放上去的那张稿纸，什么都没有。

　　他回到自己桌前坐下，把那张写着“1941”的稿纸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1月2日，纸条，周明远还活着，放花的人。”

　　写完之后他没有把这张纸放进私人笔记里，也没有放进铁盒，他把稿纸折了一下，夹在桌面上那本旧年鉴里，夹在十二月那一页和一月那一页之间，需要的时候翻到那一页就能看见，不需要的时候合上年鉴什么也看不见。

　　方若兰那边打字机的声音响起来，匀速的，一下一下的，他听着那个声音，把桌面上收拾了一下，稿纸摞好，钢笔放回笔筒，窗外的福州路有人在走路，有人在摆摊，有人推着车从街面上经过。

　　1941年的第二天和1940年的最后一天没什么两样，路还是那条路，人还是那些人，风还是那个风，但他知道今年跟去年不一样了，他手上没有日历可以查了，脚下没有航线可以看，他只知道一个终点在十二月的某一天等着，至于中间怎么走，他得自己找路。

　　他把那本年鉴拿起来，翻到夹着稿纸的那一页，看了一眼纸上那几行字，把年鉴合上，放回桌角。